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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学术”*辑将目光投向蜀学，选择了七位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徐中舒、冯汉骥、刘咸炘、项楚、汤炳正、卿希泰、杨明照。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本次的选本择出他们某一研究方向的数篇论文，加以师友介绍其成就的前言，相信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

本书涵盖广泛，涉及《楚辞》研究的多个方面，并着重处理了屈原及《楚辞》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在方法上也值得后来者认真学习。善于运用新出土材料应为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突出特点。如作者对《史记·屈原列传》原貌的逐步清理，及对《楚辞》成书过程的层层分析，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学说，可谓后来研究屈赋者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

001序

001我与《楚辞》

007《屈原列传》理惑

029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

053“左徒”与“登徒”

063《九章》时地管见

089《楚辞》成书之探索

114释“温蠖”

128关于《九章》后四篇真伪的几个问题

142试论《天问》所反映的周楚民族的两次斗争

157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

168《招魂》“些”字的来源

184屈赋语言的旋律美

206关于楚辞学史上的一起疑案

——论《屈赋音义》的撰者问题

221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

236后记

汤炳正（1910—1918），字景麟，山东荣成人。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研读文字、声韵之学。历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 国立贵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其一生所涉甚博，主要成就在古汉语和楚辞学，先后撰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楚辞今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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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虽为屈赋研究专著，在屈学界影响深远，然而文字平易，论述由浅入深，以小见大，在方法上亦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不仅是屈赋研究者的之书，亦可成为《楚辞》爱好者开卷有益之作。

书摘插图

我与《楚辞》

我与《楚辞》结缘，是比较晚的。记得少年读书时，家塾藏书，经史子集都有一些，然无《楚辞》。老师讲课，也不及《楚辞》。其时，一位远房叔叔从曾任京官的亲戚家得了一部《楚辞》，置诸案头，对我说：“这书读起来很有趣味。”但也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现在回忆起来，其书系古刊大本，纸色暗黄，有似现在传世的芙蓉馆《章句》本。可见，当时用以教育青少年者，唐诗宋词以外，很少涉及《楚辞》。我师事太炎先生时，先生亦未尝以《楚辞》相授。

我跟《楚辞》产生不解之缘，是在抗战时期，尤其是家乡沦陷、逃亡西南的年代。也许是我的流亡生活与屈子产生了共鸣。但其时，我正专攻语言文字之学，对屈赋还无暇顾及。虽偶尔讽诵吟咏，但与学术探讨之间，还隔着一道万里长城。

我现在体会到，对任何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时代的政治、时代的思潮、时代的情趣等等，无一不渗入学术研究领域。抗战时期，郭沫若、闻一多等曾掀起研屈高潮。他们都能以新的观点、方法分析屈赋，塑造屈子的伟大形象。他们的成果，曾在当时抗日的政治斗争中，有过意想不到的影响。当时我任教于贵阳师范学院，正值抗战刚刚结束，反内战的思潮高涨。学校要我为中文系开一门楚辞课。出乎我的意料，开课不久，其他各系的学生都纷纷参加旁听，挤满了教室，教室坐不下，就自带凳子，在室外露天听课。但我自己心里明白，这并不是由于我讲课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弥漫于青年当中的时代思潮，同伟大诗人屈子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某种默契。而正是这种客观形势，竟促使我由教语言学转到教屈赋，由对屈赋的讽诵吟咏进一步转向对屈赋进行钻研探索。这无疑是我在学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为了讲课的需要，我写过《屈赋注》；为了厘清屈赋的思路，我又写过《屈赋新章句》。不过由于我是专攻语言文字学的，故研屈的开始，仍是从语言文字入手。

我在研屈过程中的篇论文，是探讨《招魂》“些”字的来源。在当时，用民族学、民俗学研究楚辞的文章，我还没有见过，自认为是开辟了屈学新路。那是1948年，我正任教于贵州大学中文系。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耳濡目染，使我意识到屈赋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我当时曾搜集记录苗族词汇几大本。我对门宿舍的

杨汉先

君是苗族人，曾为调查苗族民俗走遍了西南各省。杨与我素有相当的友情，一天闲谈中，提到他在云南白苗中参加过几次招魂仪式。而其招词的句尾，必收以“写写”二音。此事对我启发极大，经过反复探索，得出《招魂》“些”字本为“此此”重音的结论。这篇论文，当时曾在梁漱溟主办的重庆《勉仁文学院院刊》创刊号上发表过，可作为我研屈生涯中的一个纪念。有人认为，篇研屈论文已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倾向，那就是重视新资料(包括出土文物)的运用和长于以语言文字为突破口。但我个人的体会是，新资料固然重要，但必须与传统的旧资料相参稽，始能显其纠谬补缺之功；以语言文字为突破口固然重要，而在破门以后，还有个“升堂入室”的问题，否则就会得其精审，失其恢宏。

但是，1949年以后，我的研屈生活并没有能按照自己的设想顺利前进，几十年来，曾经有过几次长时期的中断，并碰到不少难以超越的困扰。开始是“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接着又是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肃清反革命等等，把我的“如意算盘”冲击得稀烂。整整十年的时间，研屈工作简直是空白。心情之苦闷，是不言而喻的。直到1962年“高教六十条”颁布之后，文化界才出现思想松动的局面。而我的第二篇研屈论文《〈屈原列传〉理惑》也于这时写成，并发表于中华书局主编的《文史》创刊号上。接着，1963年我又撰写了《〈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发表在《江汉学报》上。这两篇东西，颇得国内外屈学同仁的赞许。通过这两篇论文的撰写，我进一步体会到，新资料的运用固然有助于新结论的获得，但对人们用惯了的旧资料，如果有了崭新的理解或独到的阐释，同样会得出创造性的结论。而且离开语言文字学的范畴，而“属辞比事”，纵横参验，于屈学研究同样大有用武之地。但尽管个人的信心十足，突如其来的时代劫难——史无前例的“文革”，仍然使你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从此又是一个十年的空白。

在“文革”中，不仅研屈无缘，且性命难保。更不幸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又恰恰在“文革”的末期狠狠地折磨着我。这时期，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该死的死了，该病的病了，该流放的流放了，天下渐渐太平，而我也得以请假在家养病。其时，我对那部劫余的残本《楚辞》，只能抚之以慰情，未敢展卷而畅读。这不仅是因为政治气氛压人，令人心有余悸，也因为我那时的病情，连报刊上的大标题都不能读，一读病就犯。难道这正是读书人应有的下场?难道我终于不得不与屈赋绝缘?有人说，对一门学科，思维固然是重要的，而对这门学科的深厚感情与浓烈兴趣，更是绝不可缺少的因素。然不身历其境，是很难体会出其中至理的。可以这样说，“文革”十年，我与屈赋的关系，在科研上是空白，而在感情上并不是空白。它不仅填补了我在文化沙漠中思想上的虚无空寂，而且在屈子抗拒邪恶的精神的支持下，我度过了难以忍受的时期。因此，从1976年开始，我终于带着这种感情，重理旧业，拖着久病的身躯，在研屈的道路上试步前进。

记得1976年是全国地震警报频繁的年月。这年夏，我与老伴儿潘芷云带着几本《楚辞》经由溆浦，奔向她的老家湖南武冈避震。在屈子流放之地，读屈子抒愤之篇，自觉体会特深。第二年，即1977年的春末，我回到了成都，病情似乎略有好转，立即全身心地致力于研屈。从探讨《九章》后四篇的真伪问题开始，一发而不可遏止，终于于1984年出版了《屈赋新探》与《楚辞类稿》等。其书多蒙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并对其学术风格有所论列。但时代的局限、学识的不足给著述带来的缺陷，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说贡献，只能说在我个人的治屈道路上，对屈子的身世行踪、政治思想、辞赋创作、艺术特征等方面，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而已。至于我的学术个性还是看得出来的，那就是乐于“碰硬”。我这里所谓的“硬”，有两层意思：，“硬”是指具体的史实性问题，而非抽象的观念性问题；第二，“硬”是指屈学史上的大是大非大难问题，而非一般性问题。我尝自笑，听说中国的武术有软功、硬功之别，如果说软功是靠辗转腾挪取胜，硬功则是靠体格的实力争强。而我自己似乎是选择了后者。然而由于自身的先天气质虚弱，这个选择，未必得当。而且，我虽然重在“硬功”，但在确凿可靠的事实面前，也从未忘却以理论性的剖析为归宿。这一点，细心的读者，自有体会。

这里还必须一提的是，“文革”结束以后，在振兴屈学的过程中，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首先是1982年端阳节在湖北屈原故里秭归举行的首届全国性的屈学讨论会上，我的发言针对1953年以来名为纪念屈原而实则贬损屈原的极左论调，首先发难，提出了反驳(发言稿《草宪发微》，后收入《屈赋新探》)。我觉得，这在学术界刚刚开始解冻的当时，确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壮举。当然，我的态度仍是以事实服人，并非单纯“以理服人”而已。

第二是1984年的端阳节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屈原问题讨论会。我的目的是组织屈学界，对当时国内外有些人试图把屈原从中国历史上抹掉的“屈原否定论”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与评价。我在大会的前夕，曾写了《〈离骚〉绝不是刘安的作品》一文，发表在《求索》杂志上(后来收入《楚辞类稿》)，有针对性地驳斥了何天行的谬论。何天行是胡适的门人。记得胡适当年曾认为在文化遗产的探讨中“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但我今天则认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与其过而弃之，不如过而存之”。我也知道，胡适的说法，是有为而发，并非无的放矢，但在古文物大量出土的今天，已不断地证明：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第三是我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屈原学会的会刊《楚辞研究》第2期《前言》中提出“科学研究必须创新”“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所谓真，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这话的起因，是近些年来屈学界出现的“主观臆测，标新立异”之风。我觉得，这对纠正学风来说，是及时的、有益的。但我作为中国屈原学会的主持人，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

在《我与楚辞》这个题目下写文章，至此应当收场了。但由于我个人的一些特殊情况，如果就此搁笔，则显然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这就使我不得不画蛇添足，增加几句多余的话。

我承屈学同仁的厚爱，主持中国屈原学会已十多年。但循规蹈矩，不事开拓，未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很感惭愧!我今年已八十有八矣，才力既绌，精力尤差，尸位素餐，于心难安，故引退之志，坚于铁石。自从三届年会以来，我一直寄希望于换届改选，举贤自代。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我长期以来所想象的理想的领导班子的模样，却梦寐未曾忘怀。那就是：选贤举能，扩大阵营。理事会的规模，应比原来扩大一倍。凡楚辞研究卓有成就的代表人才，皆当入选(包括尚未办理入会手续者)。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正、副会长，不少于五人。凡屈学界有德望、有学识、有才干的头面人物，不管是前辈或新秀，不问是什么学术流派，是什么学术个性，皆可入选。此外，年老体弱的屈学耆旧，一概聘为学术顾问，不限人数。一句话，打破门户之见，面向五湖四海。在群策群力之下，屈学的振兴，就会大有希望。至于会风方面，我认为，只要不违背科学原则，要让会员们百舸争流，异彩纷呈，绝不搞清一色的“样板”。以上所论，未必有当，刍荛之言，仅供下届年会之采撷焉。

书籍介绍

本书涵盖广泛，涉及《楚辞》研究的多个方面，并着重处理了屈原及《楚辞》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在方法上也值得后来者认真学习。善于运用新出土材料应为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突出特点。如作者对《史记·屈原列传》原貌的逐步清理，及对《楚辞》成书过程的层层分析，建立了以前未有的新学说，可谓后来研究屈赋者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