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2021文津奖推荐图书】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医学和技术的进步，人类曾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准确预测流行病的暴发了，有些人甚至狂妄地以为人类已经征服了病菌。然而他们错了。潜藏在自然界黑暗角落里的神秘病菌突然现身人类的大都市，导致成千上万人感染甚至死去。从导致上千万人丧生的大流感，到突然降临“天使之城”洛杉矶的鼠疫；从导致美国老兵神秘死亡的军团病，到使新生儿出现畸形的寨卡疫情，每次疫情的暴发都令人猝不及防，打击着人类的自信。

病菌的突然到来一时间会导致社会恐慌，甚至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但也有人迎难而上，去寻找病原体的真实面目。通过抽丝剥茧的探案式写法，作者为我们揭示“微生物猎手”们是如何找到病原体和传播途径的，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挫折，遇到过怎样的阻碍，不同的“猎手”之间产生过怎样的分歧，*终又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以及尚有哪些谜题至今仍未被解开。

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人类文明空前进步，但也正是全球化和城市化导致了病菌的全球扩散。短短几个小时，病菌就可能乘着国际航班跨越大洲和大洋，来到我们的身边，并在短短数天内，感染城市里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人类必将与病菌继续共存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性的流行病还将会不时地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不断反思过往的教训，在研究病菌的同时，不断改善导致瘟疫暴发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不再狂妄自大，也许，我们在应对下一场全球性流行病时能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

序

高晞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译者序

谷晓阳 李曈 （首都医科大学）

前言          

鲨鱼和其他掠食者 

章       

蓝死病 

第二章       

天使之城的鼠疫 

第三章       

鹦鹉热大流行 

第四章       

“费城杀手”   

第五章           

军团病卷土重来

第六章

 美国的艾滋，非洲的艾滋

第七章

SARS：超级传播者

第八章

跨越国境的埃博拉

第九章

终篇：寨卡

结语

流行病的世纪

致谢

注释

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London）讲师，曾执教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史，也曾经担任《观察家报》首席记者，为《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知名报刊供稿。他著有多部医学史作品，包括《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大流感流行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1830—1920》《发热之路：探寻治疗疟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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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蝙蝠可以传播病菌，“爱情鸟”鹦鹉也能……

1930年1月6日，威利斯·P.马丁（Willis P. Martin）医生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家庭紧急出诊。莉莲（Lillian）、她的女儿伊迪丝（Edith）和女婿李·卡尔梅（Lee Kalmey，当地一家汽修店的老板）在圣诞节后不久开始发热，三人现在都生命垂危。起初，他们将自己的症状归咎于流感和近股市崩盘的致郁影响（后者对卡尔梅的生意业务打击极大），但在新年周，他们的病情急转直下。除了寒颤和全身疼痛这些典型流感症状外，又出现了刺激性干咳，还有交替的便秘、疲惫、头痛与失眠。莉莲、伊迪丝和李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浑浑噩噩地倒在床上，只有偶尔的咕哝声打破沉默。而当他们醒着的时候，就会坐立不安，亢奋难平。不过，令人担忧的症状是他们肺部嘎嘎作响的啰音。

马丁医生怀疑他们患了肺炎，可能还伴有伤寒。但莉莲的丈夫和家里其他成员进食了同样的食物，却安然无恙，这提示可以排除食源性疾病。生病的其他家庭成员是一只鹦鹉，莉莲的丈夫从巴尔的摩一家宠物店买下了它，并在圣诞节前把它寄养在女儿女婿家中，打算当作圣诞礼物送给莉莲，给她一个惊喜。不幸的是，到平安夜，鹦鹉羽毛已变得又脏又乱，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圣诞节那天，这只鹦鹉死了。

马丁医生对这家人的症状深感困惑，便跟妻子分享了自己的苦恼。起初，马丁夫人也同样一头雾水。紧接着，医生提到了那只死鹦鹉。马丁夫人说她上周日正好在报上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剧团爆发了一场“鹦鹉热”，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个巧合。据报上说，这种疾病是造成该剧团两名成员死亡的罪魁祸首，这二人和其他演员都要在舞台上与一只鹦鹉互动。这只鸟现在已经死了，阿根廷各地的宠物主人都收到警告，要将患病的鹦鹉上报当局。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甚至还有点荒谬。但马丁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给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公共卫生局发了一封电报：

请求告知有关鹦鹉热诊断的信息……关于预防鹦鹉热的资料有哪些？贵局可否立刻提供所需的鹦鹉血清？请电复。

那年冬天，美国许多医生都对突然出现的伴伤寒样症状的神秘肺炎感到困惑。迄至彼时，美国公共卫生局已收到从巴尔的摩和纽约发来的类似电报，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卫生官员也收到了询问鹦鹉热信息的相似请求。马丁的电报和这些信件终都被送至总医官休·S.卡明的办公桌上，卡明委托他的下属、美国公共卫生局卫生实验室主管乔治·麦科伊博士负责此事。麦科伊曾参与旧金山的腺淋巴鼠疫调查，经验丰富，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细菌学家，因发现兔热病而闻名于世。由于兔热病的致病菌初是在麦科伊位于加州的实验室鉴明的，因此又被称为“种美国式疾病”。卡明认为，麦科伊是处理这次疫情的不二人选。但当麦科伊读到马丁的电报时，他忍不住笑了。鹦鹉热？这像是那种你在制造噱头的三流小报的医学专栏里看到的诊断，或者是在搞笑页面看到的笑话。麦科伊当然从未听过鹦鹉热。但这也情有可原，那时他实在太忙了——美国正面临着一场流感疫情，人们担心是西班牙大流感卷土重来。此外，麦科伊和他的副手查利·阿姆斯特朗（Charlie Armstrong）还在夜以继日地研究一种抵抗“昏睡病”（一种继发于疫苗接种之后的脑炎）的血清，以期治疗接种天花疫苗后发病的患者。尽管如此，麦科伊认为好还是跟副手确认一下。

“阿姆斯特朗，你对鹦鹉热了解多少？”麦科伊问道。“我对它了解多少？我对它一无所知。”阿姆斯特朗回答。

然而，几天后麦科伊和阿姆斯特朗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懊悔，因为实验室负责调查安纳波利斯和其他地方的疫情是否与鹦鹉有关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病倒了。到了1930年2月，阿姆斯特朗和“卫生大楼”（也就是俯瞰波托马克河的那座摇摇欲坠的红砖实验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都住进了附近的美国海军医院。到3月份疫情结束时，阿姆斯特朗长期以来的助手“矮个子”亨利·安德森（Henry “Shorty” Anderson，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绰号，是因为他只有5英尺6英寸高）已经殉职。后，在公共卫生局地下室对鹦鹉进行关键的传代实验，以尝试分离鹦鹉热“病毒”并研制出血清的重任落到了麦科伊的肩上。但检测未能得出确定的结果，麦科伊不得不用氯仿处死这些鸟，并彻底毒熏卫生大楼以防止可能的病毒外溢。科学作家保罗·德·克吕夫（Paul De Kruif）在他的《人类对抗死亡》（Men Against Death）一书中写道，麦科伊在执行这项严峻任务时，“从未微笑，甚至从未言语”，“只是杀了一只又一只实验动物，后用甲氧甲酚冲洗了所有笼子，并在实验室焚化炉中‘体面’而彻底地焚烧了那些五颜六色的、不幸的实验动物的尸体”。

今天，几乎没人记得1929年至1930年鹦鹉热大流行引发的过度恐慌，但在那个鹦鹉正当风靡、流动小贩挨家挨户向寡妇和无聊主妇们推销“爱情鸟”的时代，自家的宠物鹦鹉或长尾鹦鹉可能携带来自亚马孙的致命病原体的想法，是家居生活的噩梦，也是报纸编辑无法抗拒的奇闻。事实上，如果不是那些爱搞噱头的报纸，特别是赫斯特集团的报纸，鹦鹉和鹦鹉热之间的联系可能不会这么快曝光，美国公共卫生局也不会这么快做出反应。阿根廷剧团的故事以“宠物鹦鹉杀人”为题刊登在1930年1月5日的《美国人周刊》（American Weekly）上，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副刊，与《纽约美国人报》（The New York American）的周日版及赫斯特集团的其他报纸一起发行。马丁夫人很可能是在《巴尔的摩美国人报》（Baltimore American）上读到了这个故事，那故事夹在一对离婚两次的上流夫妇的八卦和一位奴隶贩子“令人震惊的供词”之间。《美国人周刊》的编辑莫里尔·戈达德（Morrill Goddard）于1929年11月在阿根廷一家不知名的科学杂志上发现了那个剧团的故事，并给该报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通讯员发电报，希望了解更多细节。通讯员发现该剧团既往演出的剧院已关门，但他设法找到了幸存的演员。著名的受害者是卡门·马斯（Carmen Mas），她是该剧团的明星，也是阿根廷广为人知的喜剧演员。与她对戏的男主角弗洛伦西亚·帕拉维奇尼（Florencia Paravincini）也被同一种疾病击倒，但据赫斯特报社的记者说，他在“历经17天的痛苦”之后得以康复。尽管如此，“从鹦鹉身上传来的细菌”还是造成了巨大伤害。在染病前，帕拉维奇尼是个“身材高大魁梧，头发乌黑油亮”的壮汉，现在他的体重不到100磅，头发“苍白如雪”。医院一位医生推断出了鹦鹉和病症的关系。他与该剧团道具人员交谈后，了解到演员们要在舞台上抚摸一只鹦鹉，而那只鸟已经死了。阿根廷国家卫生局（Asistencia Publica）因此发布了预警，类似的疫情报告很快浮出水面，它们都与患病的鹦鹉有关，却被误诊为伤寒或流感。在科尔多瓦（Cordoba），有50个病例都追溯到了一名鹦鹉商人，他在当地一家寄宿公寓开店。虽然那家店里的鸟随即被立刻扑杀，但为时已晚，其他疑似染病的鹦鹉已经售出。据通讯员说，阿根廷的疫情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长期与自然栖息地的野生鸟类共同生活的森林原住民们熟知如何防范传染病，如果鹦鹉经销商能跟他们学点简单的预防措施，疫情就不会发生。

这批鹦鹉捕捉自阿根廷的亚热带地区，当地人熟知鹦鹉病，从不把鹦鹉当宠物。除非从事捕捉并贩运鹦鹉到城市的生意，否则不会有人靠近它们。职业的鹦鹉捕手会很小心，注意不抓生病的鸟。如果他不小心抓住了一只“安静的鹦鹉”，便知道它是致命的，会将它和它接触过的所有健康的被捕鸟儿全都放走。

科尔多瓦的疫情后来追溯到一批从巴西进口的鹦鹉身上，这5 000只鹦鹉被关在拥挤不堪的箱子里，卫生条件极差。当戈达德得知疫情爆发时，鹦鹉热与巴西鹦鹉之间的联系在阿根廷已广为人知，当局也早就禁止鹦鹉交易了。然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停靠的游轮上的乘客却对禁令一无所知，不择手段的奸商们便借机向毫无戒心的游客出售病鸟。极有可能正是这种行为使鹦鹉热传入了美国。

正如本章标题中的“大流行”一词所暗示的，美国并非受到影响的国家。1929年夏天，英格兰伯明翰报告了4例疑似鹦鹉热，次年3月，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又出现了100例病例。一位值得关注的早期患者是一名随船木匠，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购买了两只鹦鹉，但它们在前往伦敦的途中就死了（1929年12月，这位木匠入住伦敦医院，与安纳波利斯的卡尔梅夫妇一样，他的症状被误诊为伤寒）。虽然大多数病例似乎与持续接触活鸟有关，但英国研究人员观察到，情况并非都是如此。譬如有一名男子在某家曾有患病鹦鹉在场的酒吧停留，喝了点啤酒，然后就染病了。到1930年1月，德国、意大利、瑞士、法国、丹麦、阿尔及利亚、荷兰和埃及也出现了类似疫情，甚至连火奴鲁鲁也未能幸免。

在疾病发病后的周，尽管会有高热，但大多数患者看起来还算好。五六天后，就会出现头痛、失眠和刺激性咳嗽，还会感觉筋疲力尽。患者的症状往往伴随着肺实变。不久，许多病人就会出现谵妄，继而陷入半昏迷状态。这是疾病的关键期，死亡往往紧随其后。但在某些病例中，就在疾病似乎要转向致命时，病人的体温开始下降，病情突然好转。完全康复可能还需要一到两个星期，有时甚至长达8个星期。在这漫长的恢复期里，医生必须持续监测患者的体温，因为病情时常会出现反复。

当然，直到很久以后，医生们才开始熟悉鹦鹉热的典型病程和诊断。而另一边，似乎是《美国人周刊》和马丁医生的电报点醒了卡明，使他注意到疫情爆发，并指派麦科伊和阿姆斯特朗负责跟进。那时，鹦鹉热已在美国东海岸的城市传播开来，并在经销商那里传染了其他受美国消费者欢迎的笼养鸟类，如虎皮鹦鹉（一种澳大利亚长尾小鹦鹉）。结果，鹦鹉热从安纳波利斯蔓延到了巴尔的摩、纽约和洛杉矶，成为报纸头条作者的美梦。1930年1月8日，《华盛顿邮报》头版刊出：“安纳波利斯3人患上鹦鹉热。”3天后《洛杉矶时报》报道称：“鹦鹉病致7人身亡。” 1月16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宣称：“新增女性患者，鹦鹉热受害者达19人。”

对于寡妇和无聊的家庭主妇们来说，笼中鸟儿宛如日常的调频收音机。金丝雀的鸣叫提供了一种舒缓的背景音乐，间断点缀了单调的家常细务，而长尾鹦鹉则能模仿人对话，叫出单词和滑稽的短语。据《国家地理杂志》估计，仅纽约市就有大约3万只鹦鹉。亚马孙鹦鹉和非洲灰鹦鹉被《国家地理杂志》戏称为“鸟中的高声揽客手、喧闹的小机灵、热带森林的余兴表演家”。比它们体型小些的“爱情鸟”以类似的滑稽行为而闻名，它们会表演倒挂，或在主人肩膀上跳舞，这为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也能逗来访客人一笑。无怪乎到了1929年，有近5万只鹦鹉（包括长尾鹦鹉和其他种类的鹦鹉）、“爱情鸟”和大约50万只金丝雀被进口到美国。它们不仅来自巴西和阿根廷，还来自哥伦比亚、古巴、特立尼达、萨尔瓦多、墨西哥和日本。大多数鸟儿通过纽约进入美国，那里是东海岸鸟类贸易的中心。但澳大利亚虎皮鹦鹉的主要入境口岸是旧金山和洛杉矶。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之后，南加州兴起了庞大的鸟类养殖业，数以百计的自由饲鸟人在自家后院饲养“爱情鸟”，以贴补收入。肉眼看来，这些鸟非常健康。但当它们被塞进拥挤的鸟舍或集装箱中，由船只运过州界后，许多鸟儿开始排出病毒，传播感染。后来证明，这种混合极易在不知不觉中点燃瘟疫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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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是科学中的常态。没有哪两个实验是完全相同的，但通过改进方法，共享工具和技术，科学家们能够大体重现彼此的观察和发现，从而达成共识，认同对世界的这种或那种解释。这就是知识产生的方式，也是一种特定范式被接纳的方式。不过，在科学中没有绝对的确定性。范式不断被新的观察改进，如果发现了足够多的反常，对原范式的笃信就可能会被打破，一个新的范式可能会取而代之。实际上，最优秀的科学家都乐于接受反常和不确定性，因为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但研究发现，当把取自大楼空调冷凝系统中术经过滤的水制成气溶胶，并将实验豚鼠暴露于其中后，豚鼠出现背性肺炎，这说明水中存在细菌大小的传染性病原体。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拥有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时代，当艾滋病不再意味着必死无疑后，人们很容易忘记疾病大流行早期时出现的恐慌、歇斯底里和污名化。

……

事实上，HIV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病毒——逆转录病毒。由于感染后潜伏期长、起病慢，因此又被归入慢病毒（lentivirus，来自拉丁语中“慢”一词）。当某个人第一次感染HIV时，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抵御病毒。这种急性感染过程可能持续两周到三个月。在此期间，患者血液中的病毒水平非常高，极具传染性。患者还可能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症状，如发热、皮疹、肌肉酸痛和关节疼痛，但这些症状通常很轻微，患者或许还没察觉到就消失了。在血清阳转后，患者通常几年内都不再有HIV感染的外在症状表现。相反，病毒潜藏了起来，暗中寄生于CD4细胞中，并侵染淋巴系统。在感染的无症状期，HIV利用CD4细胞的生理机制进行增殖，进而散布到全身。在每一个阶段，CD4细胞都不断被激活，然后死亡。这种“激活-死亡”的过程一直持续，直到身体失去代偿能力，无法再生成足够多的CD4细胞。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0年，也可长可短。最终，由于缺乏足够的CD4细胞供应，免疫系统将无法再激活B细胞产生抗体，也无法命令CD8细胞杀死被感染的细胞。到这一节点，患者开始容易出现机会性感染，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但在此之前，HIV都是沉寂的，它隐藏在CD4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内。

如果要衡量一个人的免疫状态以及免疫系统应对病毒的能力，CD4细胞计数是最重要的实验室指标。虽然病毒载量也可显示血液中的病毒数量，并提示病情进展和传播的风险，但如果没有测量迈克尔的CD4细胞，戈特利布就不会知道他的免疫系统受损，进而猜测他可能患了某种新疾病。回过头来看，在艾滋病现身洛杉矶和其他美国城市时，CD4细胞计数技术恰好应时而生，这不可谓不幸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其他医院的免疫学部门可以使用这项技术，很大程...

诚然，媒体在这些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一一毕竟没什么能比恐惧更抓眼球了一一但是，尽管有线新闻频道全天候的报道和社交媒体助长了传染病暴发引起的不安、恐慌和污名化，记者和博主在很大程度上却只是媒介。我认为，通过提醒我们注意新的传染源，并将特定行为定义为“有风险的”，医学科学一一特别是流行病学才是这些不合理的、往往带有偏见的判断的最终源头。毋庸置疑，对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更深入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流行病的能力，医学技术进步也无疑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前述这些知识在不断地滋生新的恐惧和焦虑。

本书中讨论的每一种流行病都描绘了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书中还描绘了在每一个流行病例子中，疫情的暴发如何动摇了人们对占主导地位的医学范式和科学范式的信心，强调了以牺牲对疾病透因更广泛的生态学探求为代价，过度依赖特定技术的危险性。

1930年的大流行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进口鸟类只是替罪羊，罪魁祸首仍是加州鸟舍中饲养的本土雏鸟。一旦明白了这一点，鹦鹉和长尾鹦鹉就不再是恐惧和歇斯底里的来源，控制鹦鹉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兽医学问题。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阿根廷的鹦鹉引发了全球同步的瘟疫及相伴的新闻报道，也许没人会注意到特殊的肺炎死亡病例，诺卡尔的错误观点——鹦鹉热是某种沙门氏菌所致——也会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被纠正。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一些鲜为人知或曾被忽视的病原体又开始引发新的瘟疫恐慌，此次事件的另一个教训变得越发珍贵。在自然状态下，鹦鹉和长尾鹦鹉对人类的威胁不大。诚然，在亚马孙雨林或澳大利亚丛林深处，可能偶有大范围的鸟类死亡，但用伯内特的话来说，鹦鹉热“本质上并不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相反，他认为鹦鹉热病毒的主要功能，是将对于其所占据的生态位来说过量或过密的野生鸟类种群调整到平衡状态

也许正是无国界医生在几内亚遭遇到的这种敌意，使它第一个发出警告，提醒全世界，当地人对前来遏制病毒扩散的外国医疗队的不信任会引发危险。2014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疾控政策专家会议上，刚从科纳克里出任务归来的无国界医生的急救医师阿曼德·斯普雷彻（Armand Sprecher）发表讲话，告诫人们国际卫生界面临着“营销问题”：我们最好的应对办法是……找到一些好的宣传者，一些可以传达他们在诊疗所内部见闻的疾病幸存者，来告诉大家，我们确实是在真心为他们考虑，我们是在努力地拯救人民。但问题是，我们要先有患者，才能有幸存者。而为了招来患者，我们首先又需要幸存者。多么不幸，我们陷入了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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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闻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背景与从业经历，使得本书既能从容地呈现跨越百年的历史长卷与思想史深度，又不乏新闻广角的宽度和热点。尤其是，作者采取了一种探案式的写法，善于设置悬念，然后为读者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地揭开真相，让读者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很过瘾。

本书两位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译者，为相关医学专业术语增加了数十条注释，进一步为我们扫除了专业壁垒，更加方便普通大众读者的阅读。

●反思现代瘟疫史的经验与教训，知名专家学者、主流媒体倾力推荐

新冠疫情全球扩散，从历史中我们能学习到哪些经验与教训？本书荣获《金融时报》2019 年年度图书；复旦大学高晞教授欣然作序，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等专家学者倾力推荐；《自然》《科学》《时代》《卫报》《新观察家》《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新华网》《学习强国》等百家知名媒体合力报道。

媒体评论

扣人心弦的故事和深刻的科学洞见……霍尼斯鲍姆对一个反复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的报道，时而令人心惊，时而令人乐观，值得广泛关注。

——《出版人周刊》

引人入胜的……综合了历史、大众科学和政府政策，霍尼斯鲍姆用新闻的即时性来描述每一次流行病……一项重要而及时的工作

——《书摘》

书籍介绍

20世纪初，现代医学和技术的高歌猛进曾让人类无比自信地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流行病。然而我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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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病 1976年，两千多名“美国军团”的退伍老兵在费城一所豪华酒店举行年会，会后，相继有人患上肺病，并有人死去。导致疾病的元凶是什么？豪华酒店这样的现代建筑中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艾滋病 1980年，美国一些城市的男同性恋群体中突然暴发了一种怪病——患者满口长疮，淋巴结肿大，免疫力低下。一时间，美国民众把矛头对准了同性恋群体，同性恋者迅速被集体污名化，甚至有人将这次流行病暴发称为“同性恋瘟疫”。事实果真如此？

埃博拉 2013年，有“血疫”之称的埃博拉在贫困落后、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的西非国家暴发。满怀热情的国际抗疫人员来到非洲帮助当地人抗疫，但随后他们发现，他们不仅面临着疫病的威胁，还要面对传统社会的不理解和挑战。抗疫之路充满坎坷！

寨卡 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夕，巴西一些地方突然出现了大量小头畸形婴儿病例。巴西社会出现恐慌，上百名卫生专家联名呼吁国际奥委会将此次奥运会改址或推迟。作者亲赴疫区，为我们一探究竟。他发现，疫情较严重的地区都是贫民区……

SARS 中国人的一段共同记忆……

新冠 正在席卷全球……

● 病毒猎手、防疫专家与无形敌人的精彩对决，悬念丛生，迭宕起伏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对抗疫情的前线作战人员，那么病毒猎人、防疫专家等“微生物猎手”就是防疫指挥官，实验室就是抗击致命病菌的中枢。他们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寻找导致疫情的真凶，探索和开发战胜疫病的“灵丹妙药”，为前线人员指明方向，带去希望。这是一场生死时速，他们越快成功，就会有越多的人得到救治。

然而，他们的探索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探索过程跌宕起伏。他们可能被既有的理论所误导，不断走弯路；可能被不同文化的人误解，在现场调查疫情时被当成“巫师”和外国间谍追杀；也可能自己也被病菌感染，生命垂危；甚至可能追寻一生，最终仍然一无所获。

然而，只要有人锲而不舍，一直追踪，真相最终将浮出水面，或者说，至少我们会离真相越来越近。我们将与病菌继续搏斗下去，希望之火不会熄灭。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时代，重新定位和反思人类与病菌的关系

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我们的文明空前进步，但也正是全球化和城市化导致了病菌的全球扩散。短短几个小时，病菌就可能乘着国际航班跨越大洲和大洋，来到我们的身边，并在短短数天内，在空间狭窄、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感染大量人口，导致成千上万人死去。

我们人类必将与病菌继续共存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性流行病不是“会不会出现”的问题，而是“何时会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不断反思过往的教训，先从人类力所能及处着手，在以科学对抗瘟疫的同时，不断改善导致瘟疫暴发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不再狂妄自大。也许，我们在应对下一场全球性流行病时能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

● 一本生命攸关的书，为普通读者量身定制超好读的瘟疫史著作

作者新闻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背景与从业经历，使得本书既能从容地呈现跨越百年的历史长卷与思想史深度，又不乏新闻广角的宽度和热点。尤其是，作者采取了一种探案式的写法，善于设置悬念，然后为读者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地揭开真相，让读者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很过瘾。

本书两位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译者，为相关医学专业术语增加了数十条注释，进一步为我们扫除了专业壁垒，更加方便普通大众读者的阅读。

●反思现代瘟疫史的经验与教训，国际国内专家学者、主流媒体倾力推荐

新冠疫情全球扩散，从历史中我们能学习到哪些经验与教训？本书荣获《金融时报》2019 年年度最佳图书；复旦大学高晞教授欣然作序，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等专家学者倾力推荐；《自然》《科学》《时代》《卫报》《新观察家》《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新华网》《学习强国》等百家国际国内媒体合力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