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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亲历了中苏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诸多重大事件，如：国共次合作、大革命失败、反对托洛斯基、江浙同乡会、苏联肃反、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皖南事变、苏联卫国战争、整风运动、重庆谈判、转战陕北、土地改革、战略决战、建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选集》出版、中国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一百五十六项、日内瓦会议、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随*、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五次访苏。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本人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查阅了大量 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

序

师哲自序

整理者序

在苏联留学

　投笔从戎

　到苏联去

　难以忘怀的基辅

　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初级）

在西伯利亚格贝乌工作的九年

　初进西伯利亚格贝乌工作

　次回国未成

　接待过境的我国抗日武装人员

　安置抗日将军马占山

　关于杨明斋的点滴情况

　我所知道的苏联1930年代的肃反

　被迫离开西伯利亚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初见团长任弼时

　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

　随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回国

初到延安

　次会见

　“骆驼”与“毛驴”

　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央书记张闻天

　敬爱的朱德总司令

延安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之间的往来

　和的一次谈话

　同共产国际（即远方）的关系

　和斯大林的电报往来给孙平讲课

的神韵

　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主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主席炯炯的目光

　主席的婚事

整风运动和七大

　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

　康生任总学委会副组长

　康生与“审干”、“抢救运动”

　处理绥德、关中“特务案”

　主持甄别工作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记三位元帅

　八路军副总司令、军委副主席彭德怀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

　徐向前二三事

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

　抗日战争胜利全面收复失地

　飞赴重庆

　苏军代表飞抵延安

重庆谈判之后

　生病斯大林派医生和毛岸英赴延安

　在卧室接见阿洛夫

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期

　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

　关于党的建设

　领导土地改革

　为击退国民党的进攻做好准备

转战陕北

　主动撤离延安

　山西三交镇

　从枣林沟到朱官寨

　在神泉堡给斯大林写信

　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

　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瓦解敌军

　发动土改

从陕北经西柏坡到北平

　从容东进

　战略决战

　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来访

　中央进入北平　接见柯瓦廖夫

建国前夕刘少奇访苏

　漫长的飞行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

　江青敬酒，刘少奇谦让，斯大林做自我批评

　斯大林与刘少奇依依惜别

　刘少奇在莫斯科参观、座谈

　刘少奇与苏联专家

　接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首次访苏

　行程万里

　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

　斯大林让步了

　游览列宁格勒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

　又一次误会

　签约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斯大林破例出席告别宴会招待会

　登上归程

尤金受邀来华

　尤金首次来华　《实践论》的发表

　尤金第二次来华

　尤金担任驻华大使

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

　朝鲜战争的开始与逆转

　周总理和斯大林会谈

　中国决定出兵援助朝鲜

　斯大林对苏联顾问与我方争论的态度

　朝中苏决定停战，进行和平谈判

　周总理、彭德怀和斯大林会谈

1952年周恩来、刘少奇莫斯科之行

　周总理组织安排制订个五年计划

　周总理同斯大林及苏联政府代表团分别会谈

　周总理参观斯大林格勒及列宁运河

　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会见斯大林

　贝利亚被处决

周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周总理对苏联的工作访问

　代表团飞抵日内瓦

　周恩来的机敏与智慧

　周恩来的才略与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互相合作

　周总理对日内瓦会议的总结

赫鲁晓夫率团来华祝贺我国国庆五周年

　赫鲁晓夫上台

　和赫鲁晓夫的会谈

　苏联代表团和我党领导人的交往

　苏联代表团在外地参观游览

朱德出访东欧六国、参加苏共二十大

　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祝贺皮克总统八十寿辰

　访问匈牙利、捷克、波兰

　苏共二十大和我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

　翻译的技巧和灵活性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米高扬向大会致贺词周恩来的谈话

　一吐积郁

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苏联紧急通知

　赫鲁晓夫只身一人迎接

　刘少奇向苏共主席团慷慨进言

　宣言的产生

　提出对匈牙利事件的处理方案

离开身边

　索引

　部分中外人名、地名对照表

　大事记（1900—1957）

师哲（1905—1998）陕西韩城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赴苏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集体加入苏共（布）。1929年到西伯利亚边疆区内务部工作，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到延安，参与中苏两党中央交往，任翻译。1943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1944年夏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1945年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1949年后兼任马列主义编译局、俄语专科学校校长、外文出版社社长。1957年任山东省书记处书记，1959年任陕西扶风农场场长。1962年被软禁。1966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再次到扶风农场。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顾问。

　　李海文，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1968年底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78年先后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1998年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华国锋、彭真及中共党史。任《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副主编，主编《周恩来家世》、《周恩来之路》、《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等。发表文章百余篇，其中四十余篇收入《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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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共产国际

　　1939 年9 月的一天午后，弼时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今天不要走远了，好不要出门。”下午7 时许，他又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他家去。我一走进他的房门，很惊奇地看见周恩来在座。弼时向我作了介绍，其实我早就见过恩来。在交谈中，周副主席回忆说：过去我每次来苏联，都要处理有关你们留学生的一些问题。他还谈到曾在孔策沃给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作传达六大报告的情景。这次，周恩来是到苏联来治疗骨折的右臂。同他一起来的有邓颖超、孙维世、李德等。我们安排恩来、邓大姐、孙维世住在柳克斯公寓。

　　恩来的右臂是在延安骑马时摔伤的。他同江青一起外出，在路上，江青猛地打马，她的马突然猛冲过来，使恩来的坐骑受惊，因毫无防备被摔了下来。恩来急中生智，用右手护住头，胳膊肘先着地，造成肘部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差，没有完全把骨头对好，就打上了石膏。等取下石膏时，肘部已不能活动，右臂肌肉逐渐萎缩。于是，中央建议他赴苏联治疗。为此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到延安，把恩来接送到迪化（今称乌鲁木齐）。然后，周转乘苏联的飞机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安排周恩来到皇宫医院（即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邓颖超、孙维世常常到医院来照料周。由于他们都不会讲俄语，我差不多每天到医院去，给他们当翻译。

　　苏联请了一批高级专家给周恩来治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会诊，讨论治疗方案。这三次大会诊恩来都参加了。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恩来选择。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胳膊可以运动自如，缺点是痛苦大，所需时间也较长，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等治疗方法。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胳膊只能活动到一定的角度，不能运用自如。恩来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就选择后一种方案吧。”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是异常痛苦的。注射麻药后，就硬把胳膊搬到一定的角度，固定起来。麻药效力消失后，疼得恩来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由得喊叫，急得我们团团转。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这也使他疼痛难忍。按摩的医生是个老太太，她不懂中文，不断对我说：不受这个苦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受这个痛苦，将来才有希望使手臂活动得幅度大些，可以梳头、吃饭。

　　在住院期间，恩来仍坚持工作，着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我劝他说：“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但是他说：“我这是外伤，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工作。”

　　拜会

　　我回到延安，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每天都听到久违的乡音，处处感到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已。祖国啊，我离开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应该为你作出点贡献的时候了！

　　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见到。在苏联，当人们提到中国红军时，必然要提到的名字。我在任弼时的办公室里，次见到的巨幅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魁梧、年轻、英俊，目光深邃，充满自信。我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但心想这一定就是人们所仰望的。这时，我顿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后来我听说了这张照片的来历，它是斯诺在陕北拍摄的，共产国际托苏联驻外使馆花四千美元购得。我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同中国同志交往甚多，在处理各种事务和进行各项工作时，人们总是会说：“为了。”可见，的名字成了革命、奋斗、胜利的象征。对任弼时，人们称之为信得过的人；对周恩来，人们称他是的使者、全权代表。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0 年3 月底的一个下午，周副主席带我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杨家岭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中央军委主席。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正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安详地散步，见到我们来了，立即微笑着健步迎了过来，和周副主席紧紧地握手。接着，周副主席将我介绍给他，我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手，心情激动万分。明朗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笑容，亲切、和蔼而又诙谐。他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容像某某，风度像某某。但我因为对国内干部情况一无所知，完全不知所云，傻呆呆地看着他。恩来见我拘谨，急忙解释：“这些人他（指我）都不认识，自然不能理解。”

　　主席话锋一转，问道：“你是哪里人？”

　　“韩城人。”

　　“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

　　接着，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我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主席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他又询问了我的出身、家庭、经历等等。虽是初次相识，但他将我的情况已全部摸清、掌握了。

　　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但当时却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后来，同接触多了，才逐渐地认识到，这意义就是，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对一切事情总是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勤学好问，调查研究，遇事寻根究源、弄个彻底明白，决不浅尝辄止。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对事物了如指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主席的风度和我见过的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等都不一样。他是一位旷达、开明的人，有一种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心。

　　主席的婚事

　　1940 年我从苏联刚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一些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当初决定我还要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康生、江青钻空子主动向我介绍一些情况，澄清事实，表现自己，希望我在国际方面为他们讲好话。

　　江青是1937 年秋冬到延安的，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江青和主席认识是康生安排的。

　　1937 年11 月29 日康生夫妇随王明从苏联回来。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和曹轶欧是同学，相熟而结婚。曹轶欧给鲁迅写过信，收入鲁迅书信集中。回到延安后，康生在组建中央社会部的同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中央社会部在离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枣园村，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庄园。

　　江青与康生同是山东诸城人。江青本姓李，家住在县城东门外，家境中下，生活不富裕。父母将大女儿留在家中，缠足裹脚，待机出嫁。二女儿即江青，自幼聪慧，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是个窈窕淑女。父母把她送到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读书。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东街的张家。张家是从胶东迁来的富户，在东街买了一座四合院，坐西朝东，大门向东开，南房是客房，东西厢房是儿孙们住。张家的第三代是康生。康生亲口对我讲过：江青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他是目迎目送。1957 年我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专程到诸城考察，果然康生没有骗我。陪我的县委书记并不知我的用意，但他主动介绍了江、康两家的情况。从县委书记介绍的情况来看，江青上学是要经过康宅的门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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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宋代军事与政治史的基本史料，几乎都是由那些自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人所编纂的。这些历史的编纂带有特定的说教目的，并对读者及阅读策略有某种预期。我在目前的研究工作中，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去回答不同于史料编纂者们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我通过细密的解释，将对事件的稀疏记载连缀在一起。面向拥有不同背景和阅读策略的读者，需要不同的写作方法。就像本书中所出现的地图那样，我的解释也为陌生领域中的各路观点提供了情境。

中国台湾学者以及一些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学者，确实仍在 用一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大不相同的方式研究学术。西方学术强调资料分析，并将这种分析放置于一种理论方法的脉络中。所以西方学术对话不仅要花大量时间去解释事情为何发生，还要去解释我们讨论的资料为何很重要。中国台湾学者的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延续，他们往往注重引用基本文献，而不注重解释这些资料。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论点和分析在其引用的史料中都很明显一这和我前面论述过的司马光的做法是一致的。有些西方学者误以为这种研究方法缺乏论述，仅仅是引文的堆砌。到了二十世纪末，特别是随着大量留美博士回台任教，美国的学术写作方式在中国台湾蔚然成风。但同时，旧式的学术方法仍然存在，并表现出对后现代理论的某种敌意，或至少是怀疑。

这种旧式方法依然存在的一个绝佳例证，就是林瑞翰对整个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之作。这是一本很好的传统历史书，其长处在于运用了大量基本文献，短处则在于缺乏分析和解释。运用美国式学术方法的代表，则是刘静贞对北宋前期的研究，她采用了新的视角和路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遗憾的是，刘教授没有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没能以自己为范例推动中国台湾学者投入政治史研究。方震华以为，中国台湾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之所以趋于沉寂，部分原因在于学者们聚焦于个别文人，而不考虑其他视角。比如，历史学者们在讨论宋神宗时期的新政时，就只关心王安石。方教授在其他文章中还用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宋夏战争的例子指出，朝中政争可以极大地歪曲战时伤亡人数报告。

邓小南也曾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感到忧虑，在她看来，造成如今困局的原因在于所有的传统议题，如改革与保守之间的政争等，都已被讨论殆尽。她指出的出路是试着突破政治史研究的原有范式，转而借助于“祖宗之法”这样的视角，去揭示政治权力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邓教授所说的“祖宗之法”是一套不断演进的...

李重进也许知道，他不再拥有如从前那般的绝对优势，但不必惊讶的是，他并未意识到对自己已然构成威胁的那种权力的性质。一群结义兄弟占据了帝国军队的最高层级，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十世纪出现的全新现象。与之类似的群体以前也曾出现过，但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力。这个群体新就新在，它在真实地发挥作用。李重进的权力模型和周世宗的非常相似：一个上级领导一群忠诚的下属。当然，在高平之战后，李重进的许多部将已经被驱除，但这种权力模型依然是合理的。如果世宗没有在959年去世，那么他从前的部属们可能就不会取代后周了。不过，部属们的权力通常由于他们对权力的内部争夺而受到控制。伴随着宋朝建国出现的，是一个忠实合作的群体所产生的势不可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

赵匡—或许现在称之为宋太祖更合适一登基后不久，辽和北汉军队未遇宋军就全数退去。因为《辽史》中并未记载当时有此军事行动，而且突袭通常不会发生在冬季，于是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先前的那条军报是为了政变而特意伪造的。韩通是对政变取得成功的最大直接威胁，当时被截杀于前往聚众抵抗的路上。李重进远在扬州，韩通已死，太祖及其同谋者（世宗原来的核心亲信）于是完全控制了都中兵马。这个集团由世宗组建因为高平之战中的表现得到提拔，又因为是世宗统治的柱石而不断晋升。宋朝的建立，因而也就公开承认了这个集团对政府的主导权力。它在短期内就能成功，不仅是因为集团成员们的权位，也是因为集团的凝聚力和规模。成员间彼此忠诚的私人纽带连接了军政结构的制度缺陷，并为新王朝打造了稳定的窗口。

宋太祖的个人纽带和领袖地位，对引领王朝步入正轨尤为重要。最初将宋朝政权扭结在一起的是私人纽带，以及维持这一纽带的效忠关系。宋朝建国并不成功，因为太祖利用官僚体制削弱了许多前朝将领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他通过与这些将领的私人关系说服他们放弃权力，让自己成为皇帝。太祖没有通过暴力，而是靠着对皇室与宿将联姻从而加强联系的许诺（他一直遵守着）实现了这一点。因此，宋朝建国是一个极为个人化的故事：接近权力顶峰的小撮人通过协商而拥护其中一人施行统治。

正统王朝的建立通常满足三点假定，中国历史学者们认为宋朝也满足这三个条件。首要在于，天下只有一位正统之君，他因为德行而享有天命，世间的其他统治者都要承认他的至高地位。其次，战胜旧朝、建立新朝的能力也来源于天命。最后一点，华夏民族所居之地理所当然是正统皇帝统治下帝国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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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学者沈志华、杨奎松大力推荐的党史研究经典。

媒体评论

师哲已于1998年8月去世，他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曾同众多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曾如此直接、如此频繁地接触、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他的回忆录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不能代述的。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诸多领袖人物的看法、评价，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思路，因而他本人成为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人物。

　　——李海文

前言

序

　　我与师哲同志相交较久。他自1938 年8 月起在莫斯科担任任弼时同志的秘书，1940 年从苏联回国后，我通过任弼时与他相识。师哲性格直率，思想开朗而深邃。我们一见面就情投意合，从相识到相知，相处甚笃。他现已八十七岁高龄，五年前患有脑血栓，但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在耄耋之年潜心写作，并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帮助整理下，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帮助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当会补充和丰富有关的史书；不仅会受到国内各界读者的重视和喜爱，也会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当接到师哲请我为他这本书作序的信后，我便欣然驱车前去看望。师哲比我长几岁，又半身不遂，行走不便，但他思维敏捷，语言清晰，脑力不减当年。我因国事缠身，他因患病，我们已是多年未相见了。久别战友的重逢，是激动人心的，也是十分欢快的。当年我们受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师哲到列宁的故乡——苏联学习、工作十五年，亲眼目睹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艰苦奋斗，战胜无数困难，进行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日新月异的成就鼓舞着各国的共产党人，也激励着我们中国的同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40 年他随恩来、弼时等同志回国后又兼任的俄文翻译，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政治秘书室主任、编译局局长等职，协助主席处理中苏间的事务，一直到1957 年他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前后历时十八载。他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过程，熟知苏联的情况，因而在延安时，我们常常一起纵论苏联的形势和德苏战局。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反攻终于取得全胜。1944 年在延安时，我们出席了塔斯社记者孙平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家为苏军的胜利反攻，为即将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欢庆。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带兵上了前线，师哲留在后委、中央工作。我们时有见面，但戎马倥偬，没有时间畅谈。直到全国解放，我调回北京后我们才得以见面畅谈。

　　师哲也命运多舛，从1959 年起就受康生的迫害，被流放、关押先后达十八九年，1979 年末才被调回北京。我熟知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苏联通”，因而向中央组织部建议分配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他历经磨难，非但丝毫未改初衷，而且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对的感情更加深厚。师哲长期在身边工作，1950 年陪访苏时更是跟随左右、形影不离，对主席不仅了解甚深，而且也体贴入微。主席对他也关心备至。我们一起回忆了主席敏锐有神的目光，深入浅出而风趣的谈话，精辟深邃宏大的思想。我们这代人都是在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是在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稳步前进的。

　　我们不仅回忆往事，而且交换了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我们谈到了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谈到了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地实现新老合作与交替。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工作卓有成效，并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对此，我们感到欣慰。我们还十分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前途，希望苏联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九曲黄河，终奔注大海。宏伟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我们始终坚信，一定能取得终的胜利。

　　王 震

　　1991 年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