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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无论在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上都显得愈加成熟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力的研究纲领，为我们认识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领域（例如冲突与合作的互动，国内政治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制度的作用，世界观和因果信念对策的影响等）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本书对这些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探究，同时还从安全研究、组织理论和经济学角度对其做了详细的考察。

译者前言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与创新 

秦亚青 /1

英文版序《国际组织》辉煌五十年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 /24

部分美国和欧洲的视角

《国际组织》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3

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学：美国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奥利·维弗尔 /53

第二部分理性主义方法

国际制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莉莎·马丁贝思·西蒙斯 /107

政治的理性化：正在显现的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的综合 

海伦·米尔纳 /140

全球市场与国家政治：碰撞的过程还是有效的循环？ 

杰弗里·加勒特 /175

学术与治术中的经济与安全 

迈克尔·马斯坦多诺 /218

第三部分建构主义方法

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 

约翰·杰拉尔德·鲁杰 /255

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 

玛莎·芬尼莫尔凯瑟琳·斯金克 /295

第四部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比较与借鉴

国际关系中的理性 

迈尔斯·卡勒 /335

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度动力 

詹姆斯·G．马奇约翰·奥尔森 /361

第五部分批评性评述

世界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 

罗伯特·杰维斯 /393

牙齿卫生与核战争：国际关系的经济学视角 

巴里·艾肯格林 /418

参考文献  /441

彼得·卡赞斯坦  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著有《超越范式》《世界市场中的小国：欧洲的工业政策》等书。

罗伯特·基欧汉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著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权力与相互依赖》等书。

斯蒂芬·克拉斯纳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著有《国际机制》《主权：有组织的伪善》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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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类一般性理论派生出来的某些具体研究纲领比较易于应用于不同的分析层次，而像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这类体系层次和国内层次理论虽然曾是重要的理论，但是却难以应用到各种不同的分析层次。但是，国际层次理论和国内层次理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阻碍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领域里经验性研究这一共同活动的开展，学者们确立的具体研究问题在经验层面上是可验证的，在学理层面和政治层面也是有意义的。他们将解释性变量植入因果机制之中，通过这一机制，就可以推出结果。他们在研究中力图控制其他一些解释性变量，以便发现选定的自变量是否对特定的结果产生有意义的作用。富有成果的研究纲领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演绎和归纳方法。不过，说到底，任何有意义的研究纲领必须有能力使变量和概念变得可操作化，其命题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经验事实而证伪的。新的一般性理论及与之相关的具体研究纲领同以前建立起来的一般性理论及其研究纲领之间往往会处于一种相互质疑的复杂对话状态……不同的一般性理论及其具体研究纲领之间的激烈论战贯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发展历程

霸权稳定论，或者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将其称为关于权利分配和国际经济行为特征之间关系的理论，使国家权力这一自变量变得可操作化，方法是对国家的力量进行宏观的测定（比如使用GNP或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使国际经济行为这一因变量可操作化，方法是使用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这一指标，并用规则和交易方式来测量这种开放程度。这些体系层次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国际经济行为方式可能随着国家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也可能不随着国家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霸权稳定论是体系曾侧的权力理论，它使得变量可操作化，明确了因果关系的假设，并且具有可证伪性，所以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纲领。其研究成果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也可以受到系统的批评

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不同的理论开始出现，并且比现实主义更加准确地表述了世界政治的行为体，虽然现实主义的经验研究一直漏洞百出，但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仍然维持着它的学界霸主地位。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是因为自由主义还没有提出一个能够明确界定因果关系、能够使其变量可操作化并具有可证伪性的研究纲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构成了对现实主义的巨大挑战。

理性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之间的学理辩论对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研究人员自己偏爱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要判断一般性理论和具体研究纲领是否有用，说到底，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它是否能够提出既可以从学理上加以分析又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问题

人们在没有试图搞清楚投票行为方法是否有用的情况下，对制度研究的兴趣很快转向如何描述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模式。尽管有人警告说国际关系本质上与国内政治体系是不同的，但是该研究纲领还是轻易接受联合国中的投票是权力在那种制度下运用的代表的看法

(双层博弈）分析如何促进国际关系中的国内政治研究呢？国际关系中早期就国内政治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注意国际层次的战略互动问题，或者它们只是简单地认为有些偏好的累积可以形成国家政策的选择P161与其他方法相比，它可能导致经验研究更为确定，以及理论上更为简约P162对国际制度进行理性的制度主义分析能够对国际关系有什么贡献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制度的功能在这些领域是相似的话。这就是理性主义范式的回答，也就是，不管是国内的制度还是国际的制度，目的都在于将不同的偏好会聚成最后集体性的决策结果。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则更多取决于特定的运行规范与规则。……这种研究方法宣称，在每一个国际制度的决策结构中，都存在对塑造结果如何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这些要素在理性制度主义的框架下是可以被研究的。P165……将非合作博弈理论类型和……制度分析结合起来，……使研究者可以去分析当行为者偏好是固定的时候，对制度的改变如何影响到结果。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方法促进了比较制度分析。

编辑推荐

国际制度为什么能够促成国际合作？

国家行为和偏好由什么决定，是制度还是文化？

来自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者，

由此展开跨范式的第四次大论战。

前言

英文版序

《国际组织》辉煌五十年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

本期《国际组织》特刊回顾了这本杂志五十年的历程，尤其是过去三十年走过的道路。我们曾是《国际组织》编委会成员，故编辑部在1996年约我们三人创办一期五十周年特刊。大家会注意到这一特刊是第52期，1998年出版，而《国际组织》创刊是在1947年。这是因为学术思想的生成难以一蹴而就，所以特刊也就耽搁了一年的时间。过去几十年里，许多研究生的论文为求质量而一再拖延，如今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希望我们这一产品的质量能够弥补长时间“拖延”的过失。

三十年来，《国际组织》重点讨论了这样一些主题：国际政治经济（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组织》杂志中）；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国际制度的运作与变化方式等。不过，《国际组织》从来没有宣称何门何派为世界政治研究之正统。现实主义、理性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不同派别，各有千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压力与国内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安全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同问题，五彩纷呈。思想的交锋促进了学术问题研究的繁荣。

在本期特刊中，我们试图再现这种研究主题相似而学理思想纷争的情景，突出讨论几十年来《国际组织》认为是重要的研究问题。我们并非试图纵览国际政治学的整个“领域”，更不会对诸多研究议题（无论是发展成长的议题还是萎缩消逝的议题）的孰是孰非妄加评论。对于有些议题，比如理性和战争、“民主和平”、威慑战略的成败、对外政策的决策、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和模型建立等，虽然十分重要，但我们采取了知而不议的做法，因为《国际组织》杂志没有着重讨论这些问题。关于这些议题的研究文献甚多，不乏富有启示意义的重要成果，但是，它们很少由《国际组织》杂志率先刊发。同样，我们自己的文章也没有讨论美国之外的学者所发表的、但没有在《国际组织》杂志中有所反映的大量成果。不过，我们意识到这些成果相当重要，而美国学者的研究也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本期中选载了奥利·维弗尔（Ole　Wver）的文章。这一论文根据欧洲传统，批判性地分析了美国的学术研究。总体上说，我们是依照《国际组织》重点讨论的议题，确定了本期的内容。这样做自然有得有失，但毕竟是遵循了《国际组织》的发展轨迹。

我们三人的文章《〈国际组织〉与世界政治研究》反映的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不是作为《国际组织》编辑委员会成员发表这些看法，而是作为学者，回顾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三十年自己亲身经历的学术历程。在撰写这一论文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无法完全摆脱的困境。我们一方面试图坦诚直白地再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又希望客观公正地表述不同的研究传统。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局外之人。我们亲身体验了这一学术发展的历程，且各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我们三人在某些学术论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因为我们在这些论战中各领一派；对于另外一些论战，我们的观点则是模糊的。虽然后一类论战同样重要，也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增进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但我们没有直接参与，观点自然难以清晰明确。根据大家对这篇论文初稿的反应，我们三人的文章似更易引发争论，而不是得到赞同。但毕竟我们三人所讲述的内容是别人无法讲述的，即便是我们三人分开来写，也无法与三人合写的论文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谨希望这篇论文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启迪大家的思考。

本期的目的是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开创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期收入的论文探讨了广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学术研究主线，展示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表现了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争鸣，显示了不同观点的学者相互切磋，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诸如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权力与财富、观念因素与物质因素等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现象。我们作为政治学研究者，深知权力在学术界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能以开放的心态表述各种不同观点。

本期围绕三组内容展开讨论。我们收入的论文根据《国际组织》历年所发重要论文的不同实质性观点或理论性思考问题，深入阐述了这些问题现时的“前沿研究状况”，这是本期的核心内容。为编好特刊，我们先请20余位多年为《国际组织》撰稿的知名学者提交自己的论文意向，其中16人提交了论文意向稿件。经过筛选，我们决定发表既创意新颖但又连理相关的论文。为了避免仅仅收入经常在《国际组织》发表论文的作者的文章，我们还特意选登了奥利·维弗尔、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约翰·奥尔森（Johan　Olson）、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学者的论文。

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五个部分。部分是历史回顾，其中篇文章是美国学者的观点，第二篇文章是欧洲学者批判性的论述，与美国学者的观点相去甚远。篇就是我们三人合写的论文，试图统述《国际组织》多年来发表的论文的主要学理思想，也希望辩证地分析这一学科多年来在不同观点的竞争中发展成长的历程。这些争论在具有原创性的观点之间展开，虽然从未达到完全消除分歧的地步，但却丰富了我们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第二篇是奥利·维弗尔的论文。他从欧洲学者的视角，提出了对整个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看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学中一些含蓄的假定和内在的偏见。正是这些假定和偏见，使国际政治学成为“美国的社会科学”。1

第二部分的四篇论文反映了“理性主义”思想，当然，这里指的是广义的理性主义。其中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国际组织》重点讨论的两个内容：莉萨·马丁（Lisa　Martin）和贝思·西蒙斯（Beth　Simmons）的论文讨论了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的论文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关系。另外两篇论文，一篇是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对全球市场与国家政策之间关系的讨论，另一篇是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对经济和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

第三部分包含了从“建构主义”视角所撰写的论文。约翰·鲁杰（John　Ruggie）的论文和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与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合写的论文表现了作者与理性主义的分道扬镳，他们试图说明理性主义为什么不能充分解释世界政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四部分的两篇论文以不同的方式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探讨了理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这正是目前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争论的焦点问题。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重点讨论了“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和“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并对历史有效性（historical　efficiency）趋向平衡的假定提出了质疑。

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五部分，包括两篇论文，是从现实主义和经济学角度提出的批评。罗伯特·杰维斯阐述了为什么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研究中仍然具有意义。我们三人合写的文章认为现实主义的意义已不是那样重要，所以，杰维斯的文章与我们的文章形成了对照。巴里·艾肯格林对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进行了比较。他是经济学家，论文更具褒奖经济学的意思。

以上简单的综述表明，本期特刊的编纂目的在于将研究主题的趋同性与理论思想的多元性结合起来。理论思想的多元性可能比研究议题的趋同性更加显而易见，但存在一致的研究议题也是一个事实。作者们在讨论理论、方法、实体性知识、不同的原生性理论取向和具体的研究议程的时候，所强调的问题反复出现，就证明了研究议题具有趋同性质。有些问题在本期收入的论文中反复出现，比如理性的作用、不均衡权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全球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为特征的进程等等。我们希望并期待读者，尤其是研究生读者，能够发现这些议题之间的新的关联，能够对本期中的具体论点提出新的批评。

我们开始准备这一特刊的时候，希望能够将《国际组织》讨论的学理世界与现实的政策世界结合起来。但是，成辑之时，这样的结合却未能实现。虽然本期作者之中有的（比如约翰·鲁杰）已是联合国的高级官员，但他并没有试图将自己的学理研究（他在第三部分中的论文对此做了总结）与他在世界政治中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国际组织》所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呈现学理化状态，也越来越有意识地强调研究方法。初这本杂志强调的是学理研究与现实政策的结合，现在这样的结合则是极其微弱，甚至全然没有，与政策相关的文章也越来越少。不过，在许多中心问题上面，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观点分歧却是相似的。比如，有人强调权力政治，有人则强调双赢机会；有人强调改变信念和目标的可能性，有人则强调物质性收益或更大的自我安全等。这可能反映了学理和政策两个领域中有着同步的思想发展，甚至还可能是学者落后于决策者。但是，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决策者面对无数的问题和紧迫的时间，往往会借用在高等学府中产生的知识资本，造就这些知识资本的恰恰是超脱现实政策问题而进行的学理研究。

在1997年8月召开的本期特刊作者研讨会上，大家对论文的初稿进行了讨论。我们三人作为编者对所有论文做出了评论。《国际组织》评审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朱迪思·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阿瑟·斯坦（Arthur　Stein）在1997—1998年冬季也对一些论文做出了很有价值的点评。我们在此还要感谢对我们三人合写的论文提出建议的许多同事们，在论文的注释里，我们将对他们一一致谢。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准备这一特刊的过程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过程。对别人的论文做出评论、对大家就论文的评论做出评论——这实在是令人振奋的事情。要想写出一篇脉络清楚的综述绝非易事，其成败只能留给读者评说。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友谊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得以继续，而且得到了加强。我们三人的年龄加起来已逾百岁，世界政治学是我们一直为之倾注智力和视为专业的领域。编完此书，我们却更加意识到，我们对于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领域是何等地缺乏理解，想到此时，仍不免汗颜。

书籍介绍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力的研究纲领，为我们认识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领域（例如冲突与合作的互动，国内政治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制度的作用，世界观和因果信念对策的影响等）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本书对这些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探究，同时还从安全研究、组织理论和经济学角度对其做了详细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