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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图宾根学派关于柏拉图对话录释义的综述之作。斯勒扎克以阅读柏拉图作品的“乐趣”为起点，重新评估了柏拉图研究领域内神话、反讽、匿名、暗示等热门论题，集中展示了“书写批判”、“对逻各斯的帮助”、“空略段落”等把握柏拉图对话录的新理念。

【目录】

中译本序

前言

一 阅读柏拉图的乐趣

二 读者将自身带人作品

三 个体接受的一个范例

四 读者可能的错误态度

五 不了解的，就是看不出的

六 柏拉图对话录的诸特征

七 对上述特征的疑问

八 柏拉图为谁写作

九 柏拉图的对话录是多声部的吗?——现代对话理论

十一 个古典的释义理论

十一 《普罗塔戈拉》中的希默尼德阐释

十二 《斐德若》中的书写批判

十三 从哲学家与书写的关系出发对其进行规定

十四 τιμι?τερα的含义

十五 对话录中“对逻各斯的帮助”

十六 向本原的上升与哲学表达的界限

十七 一些空略段落

十八 《欧绪德谟》中的回忆学说和辩证法

十九 暗示对柏拉图文本的意谓

二十 柏拉图的戏剧技巧：一些范例

二十一 反讽

二十二 神话

二十三 独白与虚构对象的对话

二十四 对话录的诸特征：它们究竟意谓着什么？

二十五 对话形式如何并且为何被误解

二十六 内传主义与守密之别

二十七 柏拉图的哲学概念和对话录的目标设定

原书文献目录

日文版补充文献

中译本补充文献

征引文献索引

人名对照

附录1：走向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

附录2：书写批判视域下的柏拉图——从斯勒扎克《读柏拉图》出发

译后记

托马斯·A. 斯勒扎克（1940- ） 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哲学家，“图宾根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先后就读于德国埃尔兰根大学、慕尼黑大学与图宾根大学，1969年在柏林工业大学凭借对希腊晚期的亚里士多德注解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柏拉图与哲学的书写性》（1985）、《读柏拉图》（1993）、《柏拉图〈政制〉中的善之理念》（2003）、《柏拉图晚期对话录中的辨证家形象：柏拉图与哲学的书写性续》（2004）等，并译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除古典哲学外，他的研究还涉及荷马史诗、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悲剧及修昔底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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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阅读柏拉图的乐趣

读柏拉图首先意味着思想上独一无二的享受。与其所思打交道的乐趣不仅来自哲学戏剧技艺上的完善，而且读者会感到，自己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以某种方式置身于活生生的论辩之中。同时，这种论辩在大师手笔的描绘下，仿佛源自生活本身之中各色人物的自然交流。

直接和鲜活，一直以来就被激赏为希腊艺术与文化整体上的标志。而在希腊文化之内，亦罕有人达到类似柏拉图的高度。尽管他可谓是充满生趣的古风时期a与古典时期b精神的继承者，并且自觉地以反思的方式化用了一代代诗人和思想家的经验，但他同时也引发了这样的印象：哲学之提问无前提地开始于其所描绘的多彩雅典世界。

柏拉图的文学世界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特征即其多元性和精神上的广大富饶。他对雅典氛围复述的直接性和可靠性绝不意味着：作为一个著述家，他屈从于这一世界的历史或然以及社会局限。恰恰相反，柏拉图以诗人的独立姿态，将其故乡雅典与引发希腊精神史的一切联系起来。无疑，进行这种冒险时他可以联系历史实事，就像在早期对话录中，他利用公元前五世纪来到雅典的伟大知识分子们，让他们出现在公众面前宣传各自的新教育。而当他在晚期作品中让始终匿名的“来自爱利亚的客人”或者让巴门尼德本人（在以其命名的对话录中）来到雅典，在那里与青年苏格拉底一同进行哲思时，就不再考虑任何记传—历史之信度。在自然哲学对话录《蒂迈欧》中，一个外来的政治家和学者—我们通常认为他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尽管并没有字面上的标识—在半是雅典人、半是外来者的圈子里，讲述宇宙如何通过德穆革的神圣理性得到构建。相反，在其后的著作《礼法》中，始终匿名的雅典人在异地，即克里特，在两个保守的多立克文化的代言人面前反思自身城邦的文化，全面筹划了一个秩序井然的未来社会及其精神根基的蓝图。

似乎柏拉图通过选择谈话伙伴的文学技艺，不仅一次次拓展了精神的视域，也希望从整体上反映出纷繁的历史进程：首先，源自外邦的新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教育传入了政治上强势的雅典。通过与这种外来思想资源的论辩交流，雅典的概念哲学逐渐成形。这种哲学，一旦其方法被确定下来，就构成了更为深邃的论辩，并且触及公元前五世纪的思想根基—爱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哲学。对根基的检验终导致这样的结果—正如在《礼法》中所形象表现的—严格的方法训练引发了一套政治—道德观念的产生，这套观念通过“雅典人”而传播至整个希腊世界。于是，我们以柏拉图早期到晚期的对话录中的谈话者为媒介，游历了雅典历史的发展，即从心智的接受到批判性的深化，终达到典范般的创造。

对话录的这种直接性、多样性和在暗中已不断显明的象征力量，使得柏拉图成为今日四海内—毋需考虑国别文化之差别—影响为深远的哲学启蒙人。谁从柏拉图开始其哲思，即可自知立于正途。

当然，他生生不息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入门阶段。毋宁说真正令人叹服的是，柏拉图不仅确立了日后在欧洲被称为哲学的那一学问之标准，而且奠基式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诸本质问题，以至于即使面对两千五百多年硕果累累的发展，人们也不禁仍要关注其解决方案，至少要关注其问题之展开。

就今天读者阅读柏拉图的经验而言，这些恐怕亦是至为关键之因素。对尚未伪饰之原初的感触，坚持面对核心问题的信念以及对语言与构思典范的体验，这些都为敏感的读者提供了心智上的乐趣，也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二 读者将自身带入作品

仅仅通过这一经验尚不能解释，为什么偏偏在谈及柏拉图之时，人们以超然之热诚，同时又异议百出地探讨应该如何阅读。对于此种情形，即使非专业人士也略有耳闻。柏拉图以文学形式向我们提供哲学内容，当读者遇见这种特殊的形式，自然伴随着方法上的疑问，而此种形式在其他思者那里并不具有柏拉图处那样深邃的意旨。因为他人从未曾像柏拉图那般，将表达的方式如此直接地与内容相系—对对话形式的正确理解和对柏拉图哲学概念的理解是互为条件的。而这里存有一悖论：恰恰是这一作者（而非其他人），尽管他能够传达直接的体验并仿佛引人自然寻得进入哲学问题之门径，自己却似乎亟需某种特殊的释义学。

柏拉图作品的释义学与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释义学在其发展的两个关键点上紧密相接，这绝非偶然。正是重要的浪漫派哲学家、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一方面开拓性地反思了读者的主动角色，并由此出发引申出一套对话录的释义学，其基本框架的有效性今天仍被众人推崇；另一方面，就正确解经而言，他重新清理了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引发出一套普遍的释义学，人们可以将这视为现代释义学哲学真正的开端。在二十世纪，汉斯—格奥尔格 · 伽达默尔一方面正是从柏拉图找到自身哲学的出发点，并且在其部著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中深化并具体演绎了施莱尔马赫论及形式对于内容之意谓的洞见，另一方面，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1960）则演化出了哲学释义学的新基础。

讨论应该怎样以正确的方式阅读柏拉图，终是对读者将自身引入作品中的方式和方法的讨论。在阅读中，我们不可能与本来的自我相分离，不可能将我们多方面的有限性忽略不计，我们由之是自己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建构根本的要素，这些对任何方式的阅读而言，都是被普遍接受的。此外，在柏拉图那里还需要补充的是，正如一开始就提到的，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不仅仅是旁观者，而且是以一种难以言传的方式加入到自身追随的论辩之中—这就必然影响到读者对于文本回应的方式。读者个人在对话进程中深入地、亲身地参与，这显然不是柏拉图作品的一个偶然效果，也并非与作者之意愿全然相违。就此而论，我们所面对的难题不是尽可能地将接受中的主观因素排除出去，而是尽可能地导向实事本身。然而在刚踏上朝向这一鹄的之道路时，就仿佛到达终点那般抽离掉那些我们身上妨碍接近目标的消极因素，恐怕并无助益，因为它们在合适的情况下亦可能成为我们的帮手。这里，我们当然应该调动自己的整个自我本质，而不仅仅是分析性的知性，来回应柏拉图的戏剧。那么问题就在于：读者应该以何种主动的方式来参与其中，他可以自发地对意义构建做出哪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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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个文学形象惟妙惟肖的刻画，柏拉图明确告诉我们，他的哲学要求完整的人。也就是说，它要求不仅仅拥有理智上的能力，同时还要求所传授的实事与接收传授的灵魂之间内在的亲和力。谁不准备进入到内心转换的进程中去，他也就没有资格获得充分的解答。

但是，不仅仅是朝向哲学家所代表的实事需要一个积极的态度。既然哲学活动是每个个体与他人之间交流的过程，那么交谈对象之间相互的亲善也就必不可少。（p9-p10）

（a）当读者在窘境对话录中，经过一次次徒劳的探索最终找不到解答之时，他看不到哪些不寻常的错误旅程之意义，而会轻易地以为，整个过程都徒劳无益，最多是一个所涉宽泛的开场白，而富含成果的哲学活动此时尚付诸阙如。

（b）在那些建构性的对话录中，如果其中根本性的问题“当下”尚不能被澄清，或者说其必须在另一刻才被处理，人们就会不耐烦地问道：为何一个有价值的主题稍以路面就随即消失了；对更本质之物的不断暗示是否真的与柏拉图思想某些部分相合，或者这不过置读者于坦塔洛斯之境地：对他而言，近在眼前的果实仅仅是诱人之欺骗？

（c）早期和晚期对话录一个最终的共同点即对话领导者相对于其他参与者无可逆转之优势……人们本能地希望有更多的平衡和平等，一些被刺激了的读者心中就可能开始反抗不可战胜的苏格拉底。（p11-p12）

读者代入作品中的，不仅仅是其自身，更是整个时代。（p13）

换而言之，苏格拉底在《欧绪德谟》中的表现乃是“内传式”（esoterisch）的：他掌握着深层的奠基性知识，单人位没有必要对一方面根底尚浅，一方面也不适合哲学的人展示。柏拉图认为，只要情况适宜，在必要时保守哲学知识的能力，是现实中哲学家的正面特性。

他在此暗示，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有能力做到意味深长的保留，才有能力本着对接受者负责任的态度传播适宜的知识。

相反的态度，即人们把知识兜售到市场上，如商贩大声标榜，试图尽可能地大量卖出商品，而不考虑听众的需要与教育情况，对柏拉图而言，便是智者的态度。根据其本质，智者正是反内传主义者。因此，无须惊奇，柏拉图恰恰让普罗泰戈拉，公元五世纪最为重要的智者，为知识传播根本的公开性作辩护陈词。（p17-p18）

这种忽视与误读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整个时代——自从启蒙以来的“现代”，也包括所谓的“后现代”——已经不存在对哲学传播有意识的限制，因此对这种限制也就无从理解。（p 20）

（1）柏拉图的哲学作品毫无例外均以交谈（Gespräch）来表现。但在对话框架内长时间的独白也是有可能的。

（2）对话进行于某一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之中。参加者们被刻画为贴近生活的个体，除了少数例外，均是历史上可以证实的人。

（3）每一对话录中均有一个形象明确地在其中担任角色。对话引导者的名字首先是“苏格拉底”。正如其他的参与者，他亦在个体层面上被刻画，并且他的形象一开始就倾向理想性的升华。在晚期对话录中，也可能是其他人引导对话：在这种情况下，引导者的个人信息显得比其他参与者更加含糊。

（4）对话引导者分别只和一个对象交谈。超过两个参加者的对话可归于对话的过渡，它展示出对话引导者将在对话中变换交谈对象。大篇幅的三人对话不会出现。对话引导者可以暂时中止其与真实对象的交流，而以与虚构对象典范般的对话取代之。

（5）对话引导者可以回击所有的指责。在竞赛性的对话中，他可以驳倒所有参与者，而自己始终无可撼动。所有确实推进对话的元素都由他提供（于此，当然有时他以“助产”术揭示“他人的”思想）

（6）对话并不是逐渐地提升，而是可以说大多在防御攻击的过程中被突然地引向质的飞跃。

（7）对话引导者并不将论证引向结构上的终点，而是指示未来的诸主题，证明目标与工作领域。这些被指示的问题，从实事出发，本都应得到处理，但由于它们超出当前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于是被排除在外。因此，每一柏拉图对话都有其空略之处。（p21-p22）

编辑推荐

本书是“图宾根学派”代表人物、德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A. 斯勒扎克关于柏拉图思想的经典之作，也是关于柏拉图对话录释义的综述之作。此外，本书还特别收录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教授针对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论述以及译者专门为本书所著的解读。

书摘插图

一 阅读柏拉图的乐趣

读柏拉图首先意味着思想上独一无二的享受。与其所思打交道的乐趣不仅来自哲学戏剧技艺上的完善，而且读者会感到，自己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以某种方式置身于活生生的论辩之中。同时，这种论辩在大师手笔的描绘下，仿佛源自生活本身之中各色人物的自然交流。

直接和鲜活，一直以来就被激赏为希腊艺术与文化整体上的标志。而在希腊文化之内，亦罕有人达到类似柏拉图的高度。尽管他可谓是充满生趣的古风时期a与古典时期b精神的继承者，并且自觉地以反思的方式化用了一代代诗人和思想家的经验，但他同时也引发了这样的印象：哲学之提问无前提地开始于其所描绘的多彩雅典世界。

柏拉图的文学世界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特征即其多元性和精神上的广大富饶。他对雅典氛围复述的直接性和可靠性绝不意味着：作为一个著述家，他屈从于这一世界的历史或然以及社会局限。恰恰相反，柏拉图以诗人的独立姿态，将其故乡雅典与引发希腊精神史的一切联系起来。无疑，进行这种冒险时他可以联系历史实事，就像在早期对话录中，他利用公元前五世纪来到雅典的伟大知识分子们，让他们出现在公众面前宣传各自的新教育。而当他在晚期作品中让始终匿名的“来自爱利亚的客人”或者让巴门尼德本人（在以其命名的对话录中）来到雅典，在那里与青年苏格拉底一同进行哲思时，就不再考虑任何记传—历史之信度。在自然哲学对话录《蒂迈欧》中，一个外来的政治家和学者—我们通常认为他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尽管并没有字面上的标识—在半是雅典人、半是外来者的圈子里，讲述宇宙如何通过德穆革的神圣理性得到构建。相反，在其后的著作《礼法》中，始终匿名的雅典人在异地，即克里特，在两个保守的多立克文化的代言人面前反思自身城邦的文化，全面筹划了一个秩序井然的未来社会及其精神根基的蓝图。

似乎柏拉图通过选择谈话伙伴的文学技艺，不仅一次次拓展了精神的视域，也希望从整体上反映出纷繁的历史进程：首先，源自外邦的新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教育传入了政治上强势的雅典。通过与这种外来思想资源的论辩交流，雅典的概念哲学逐渐成形。这种哲学，一旦其方法被确定下来，就构成了更为深邃的论辩，并且触及公元前五世纪的思想根基—爱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哲学。对根基的检验终导致这样的结果—正如在《礼法》中所形象表现的—严格的方法训练引发了一套政治—道德观念的产生，这套观念通过“雅典人”而传播至整个希腊世界。于是，我们以柏拉图早期到晚期的对话录中的谈话者为媒介，游历了雅典历史的发展，即从心智的接受到批判性的深化，终达到典范般的创造。

对话录的这种直接性、多样性和在暗中已不断显明的象征力量，使得柏拉图成为今日四海内—毋需考虑国别文化之差别—影响为深远的哲学启蒙人。谁从柏拉图开始其哲思，即可自知立于正途。

当然，他生生不息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入门阶段。毋宁说真正令人叹服的是，柏拉图不仅确立了日后在欧洲被称为哲学的那一学问之标准，而且奠基式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诸本质问题，以至于即使面对两千五百多年硕果累累的发展，人们也不禁仍要关注其解决方案，至少要关注其问题之展开。

就今天读者阅读柏拉图的经验而言，这些恐怕亦是至为关键之因素。对尚未伪饰之原初的感触，坚持面对核心问题的信念以及对语言与构思典范的体验，这些都为敏感的读者提供了心智上的乐趣，也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二 读者将自身带入作品

仅仅通过这一经验尚不能解释，为什么偏偏在谈及柏拉图之时，人们以超然之热诚，同时又异议百出地探讨应该如何阅读。对于此种情形，即使非专业人士也略有耳闻。柏拉图以文学形式向我们提供哲学内容，当读者遇见这种特殊的形式，自然伴随着方法上的疑问，而此种形式在其他思者那里并不具有柏拉图处那样深邃的意旨。因为他人从未曾像柏拉图那般，将表达的方式如此直接地与内容相系—对对话形式的正确理解和对柏拉图哲学概念的理解是互为条件的。而这里存有一悖论：恰恰是这一作者（而非其他人），尽管他能够传达直接的体验并仿佛引人自然寻得进入哲学问题之门径，自己却似乎亟需某种特殊的释义学。

柏拉图作品的释义学与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释义学在其发展的两个关键点上紧密相接，这绝非偶然。正是重要的浪漫派哲学家、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一方面开拓性地反思了读者的主动角色，并由此出发引申出一套对话录的释义学，其基本框架的有效性今天仍被众人推崇；另一方面，就正确解经而言，他重新清理了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引发出一套普遍的释义学，人们可以将这视为现代释义学哲学真正的开端。在二十世纪，汉斯—格奥尔格 · 伽达默尔一方面正是从柏拉图找到自身哲学的出发点，并且在其部著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中深化并具体演绎了施莱尔马赫论及形式对于内容之意谓的洞见，另一方面，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1960）则演化出了哲学释义学的新基础。

讨论应该怎样以正确的方式阅读柏拉图，终是对读者将自身引入作品中的方式和方法的讨论。在阅读中，我们不可能与本来的自我相分离，不可能将我们多方面的有限性忽略不计，我们由之是自己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建构根本的要素，这些对任何方式的阅读而言，都是被普遍接受的。此外，在柏拉图那里还需要补充的是，正如一开始就提到的，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不仅仅是旁观者，而且是以一种难以言传的方式加入到自身追随的论辩之中—这就必然影响到读者对于文本回应的方式。读者个人在对话进程中深入地、亲身地参与，这显然不是柏拉图作品的一个偶然效果，也并非与作者之意愿全然相违。就此而论，我们所面对的难题不是尽可能地将接受中的主观因素排除出去，而是尽可能地导向实事本身。然而在刚踏上朝向这一鹄的之道路时，就仿佛到达终点那般抽离掉那些我们身上妨碍接近目标的消极因素，恐怕并无助益，因为它们在合适的情况下亦可能成为我们的帮手。这里，我们当然应该调动自己的整个自我本质，而不仅仅是分析性的知性，来回应柏拉图的戏剧。那么问题就在于：读者应该以何种主动的方式来参与其中，他可以自发地对意义构建做出哪些贡献。

媒体评论

阅读这部作品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斯勒扎克的文字优美流畅，这使得读者毫不费力地对柏拉图学说增加了许多见解。很可惜，这种好书并不多见。 ——赖纳·施佩希特

前言

中译本序

鄙人对柏拉图作品释义学的勾勒能以汉语呈献于中西文化新交流之始，于个人而言，可谓无上荣幸。此一新纪元将引向相互愈发深入的理解，这亦正是双方期望之所在。虽文化间之交通历程实包罗万象，而若鄙人之文字能为此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亦足以令人欣慰。

这里呈献的柏拉图阐释不仅出自国际上称为“图宾根学派”的特别立场，同时也是一种阐释，其自身全然建立在柏拉图哲思的基础之上。除去柏拉图自身，这一阐释摒弃转用其他任何释义学上先定之法则。与此相应，柏翁之书写批判便在阐释中被视为旨归。就柏拉图书写作品之本性而言，《斐德若》（Phaidros）274b—278e中意蕴深远的哲思，其生发力足以让人赞叹。

毋庸置疑，“图宾根”阐释对柏拉图本身的切近乃是这一导向在世界各地愈发深入人心的根据。《读柏拉图》迄今为止已被译为十六种文字。中文的译本乃第十七种，预计其他语种的译本也将紧随。对这本小书的关切实则来自世界各地学人之期望，就理解柏拉图对话而言，他们试图赢得足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与一方法上足以检验之路径。恰恰柏拉图为四方读者厚爱，此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柏翁之思可视为泰西形上学本己之基。而越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当泰西文化愈发离弃其基督教遗产之时，柏拉图作为思者之意义却愈发引人瞩目：后世百家之学由其奠基，不仅基督神学之精要受惠于柏翁，甚至西土世俗化转向之后，柏翁哲学之生发力仍赫赫然不息。因此，他当仁不让地成为在上两代人中广为流传的哲学著述家。

柏拉图之伟大不仅依于哲学，亦依于诗。既然哲学与诗常被视为难以彼此深入融贯的世界阐释，能通达此道则实为不易。就文艺与哲思深度相契而言，柏拉图之文千载独步于世。同时，柏翁之对话录—尽管仿者如云—仍旧因其微妙，甚或为众人视为不解之谜。因此，吾人仿佛亦就愈发需要一秘匙，以开启柏氏意向之门径，以窥其涯略。事实上，柏翁恰以书写批判之形式授吾人以紟键，此确为吾人之幸事。

然而柏拉图这一秘匙过去常常未被理解。其因也浅，不过依于柏氏之书写批判引至所谓哲学智慧传授之内传形态。此乃一罕见之悖论，沉于历史理解之泰西文化却长期无能以合宜之方式历史地理解柏拉图之内传术。众人无心于描述抑或评估内传之术独有之历史与哲学前提，却将其与慎言守微混为一谈。这两百年来，恰为我等西人无能理解如此方式施行之爱智，因其有悖于十七世纪以来对学术著作公开性的设定。不过鄙人坚信，非西方世界的读者—亦包括中国的诸君—将更好地倾听柏拉图之心言：他仅将现实终本原之思，以口传的方式托付给已登堂入室之人。

柏拉图的这一抉择不必引发疑虑，以为吾人虽矻矻然而无从得其真义：对话录间有直言而出，其自身不能给予之物与口传辩证法额外之所能，可通过回溯柏翁之卓越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述记而确然赢得。如是，对话作品作为直接文献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间接文献应互补阙疑。既然对话录指示其自身无意成为自足之典，吾人当下亦不再将其视为自足之文来览阅，而是以之为引向间接流传之本原论的宏伟引导。于此，无论作品之文华，抑或著者之心意，吾人均可观其堂奥。

托马斯·亚历山大·斯勒扎克

2007年1月8日于图宾根

书籍介绍

本书事图宾根学派关于柏拉图对话录释义的综述之作。斯勒扎克以阅读柏拉图作品的“乐趣”为起点，重新评估了柏拉图研究领域内神话、反讽、匿名、暗示等人们论题，集中展示了“书写批判”、“对逻各斯的帮助”、“空略段落”等把我柏拉图对话录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