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逆子（一部小说，足以写尽一个中国！）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本书从中篇《忠臣逆子》开头，下面的五个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手法写下去的。它们既是一个系列，又是五个独立的故事。

《忠臣逆子》：从一个家族（戴家）的变迁史，看中国百年革命的近代史。辛亥革命，爷爷剪去棺材里前清忠臣曾爷爷的辫子，然后爸爸又革了爷爷的命，后一代人革前一代人的命，逆子与忠臣，该怎么定论？

《罗坎村》：七个牌坊，代表了伦理纲常，祠堂后猪场，是公正判案的会场，连猪都可以训练成兵，人又怎能摆脱这根深蒂固的桎梏？

《九九归原》：一群乡下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像范进中举挺进西洋城去，学着洋人的方式活，可是文化这东西，怎么学都是东施效颦……

《老康的哲学》：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来自于千年不变的等级制，中国人留了洋，吃再多的洋饭也比不上红烧肉……

《明天有多远》：同一个故事，从曾爷爷一直讲到曾孙子，前人狂风扫荡，后人承接陋习，百年不变。

推荐序　天生的小说家

自 序

忠臣逆子

罗坎村

九九归原

老康的哲学

明天有多远

致 谢

　　袁劲梅，学者，作家。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University）哲学教授，美国哲学协会亚洲哲学和亚洲哲学家委员会委员。在海内外发表过大量散文、诗歌、小说及哲学论文。曾多次获“汉新文学”小说、散文一等奖。作品《忠臣逆子》获2003年联合文学奖新人奖中篇一等奖、并荣登2004年北京文学排行榜；《一步三回头》获2005年《侨报》纪实文学奖。中篇小说《罗坎村》获2008年北京文学排行榜，并获得2009年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10年茅台杯《小说选刊》奖；《九九归原》登上2006年北京文学排行榜；《老康的哲学》入围2010年《江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曾出版《月过女墙》（2004）、逻辑专著（2010）等作品。哲学论文曾获傅?查尔斯基金会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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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 我奶奶不识汉字

　　Idols of the Cave take their rise in the peculiar constitution,mental or bodily, of each individual; and also in education, habitand accident.

　　（洞穴假象基于特定的章法，在个人精神或肉体上长生；也基于教育、习惯和偶然事件生长。）

　　——培根

　　我爷爷娶我奶奶，在我们的家族中是闻名的逸事。我爷爷喜欢我奶奶据说是因为我奶奶不识汉字，从没读过“香九龄，能温席”，更不知道《孝经》、《烈女传》；跟男人亲热，亦不扭捏作态；一双大脚跳起舞来，直踢踏得男人心蹦乱跳。我爷爷带着我奶奶回到江浙我曾爷爷置下的大宅院里。宅院是沿着山崖修建的几十进青砖瓦房，无数个门楼亭角，枝枝桠桠插在十几亩终年翠绿的修竹之间，青砖绿竹簇拥着一个高高的大门楼，门楼上有一块大红门匾。门匾上的字我奶奶不认得。进了门楼，迎面是一壁青石，青石上刻着的红字家训，我奶奶也不认得。后来，我奶奶被汉化了许多，终于记住了如何说那门匾和青石上的字。她告诉我，匾上写的是“英烈五世，忠杰同堂”。她还告诉我，青石上的家训是：“洞察天地，唯忠、孝、仁、义、信立于其间。”并解释说：“匾上说的是忠杰英烈，死的活的五世都挤在一个洞里。青石上写的是从洞里看天看地，只看到忠、孝、仁、义、信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我对我奶奶的解释很满意。这样的解释足以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懂得自己的丑恶家史。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共产党员的妈妈和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爸爸通通受这段丑恶家史的牵连坐牢挨整。反正大家都黑到了一块儿，所以我就时不时地被送到我的地主奶奶那里。我奶奶讲的传奇家史便传给我了。

　　我奶奶说：“要说老家的那些老房子是个洞，这话儿很对。那大宅院左一条曲径，右一个月门，弯弯绕绕，就跟个山洞一样。一大家子都挤在里面。谁也不敢往洞外看。谁都不知道新疆还有个戈壁滩，站在沙漠上看天看地，看到的可不是什么忠、孝、仁、义、信。看到的是一匹铺天盖地的黄布，那黄布是活的，有生命。那黄布起伏翻动，哪是忠、孝、仁、义、信能镇住的？”她叹口气，继续说：“可惜呀，你们戴家的人除了你爷爷，谁也不信我的话。”

　　我奶奶想让我相信她的话，她像我翻石头捉蛐蛐一样，把那大宅院里的故事翻出来讲，向我证明凶神恶煞的“忠、孝、仁、义、信”镇不住大黄布一样的生命翻动。

　　戴家的大宅院里其实并不真住着忠臣烈士。我曾爷爷长年在边关打仗，大宅院里就“同堂”着一些拐弯抹角的亲戚。我曾爷爷香火不旺，只有两个儿子。我爷爷是长子。我叔爷爷小小年纪就被送到日本去学医，他的品行比我爷爷有过之而无不及。家里从小给他娶了个眉清目秀的童养媳，留在“五世同堂”的大宅院里等着他回来，他却只当没这回事，自己跟诊所里的一个女护士在上海结了婚，既不去新疆，也不回江浙。中年之后成了名，跑去给汪精卫当了御医，根本不管什么“忠孝节义”，从不回乡下老家。可怜那个童养媳，自从光屁股的时候见过丈夫一面，就日日等着没有希望的明天。还有左一双右一双七姑姑八爷爷的眼睛盯着她不得失节。

　　我奶奶的身份比那童养媳要好得多。她回到老家不到两年就生了三个儿子。我爸爸和我大叔叔是双胞胎。我爷爷抱着双胞胎，我奶奶抱着我小叔叔，端坐在大堂上照了一张照片。我爷爷对我奶奶说：“等推翻满清皇帝，革命成功，我就回来含饴弄子。”然后，就随着一拨革命党革清朝皇帝的命去了。那当儿，我曾爷爷正拼了老命为清朝皇帝戍守边疆。

　　我爷爷一走，我奶奶就成了大宅院里的异己分子。七姑姑八爷爷都看她不顺眼。又因为她是我曾爷爷的长子正房，谁也奈她不得，只是家政大权从来由不得她插手。我奶奶对家政大权也不感兴趣，乐得白日里清闲，牵着双胞胎，抱着我小叔叔去听戏，听完回来，一句也说不上，第二日还照去。因为她和汉人长得不一样，出去的次数多了，招人显眼。七姑姑八爷爷就几次召开家政大会，讨论是继续由着我奶奶招人显眼，还是把她圈在家里当戴家长子正房太太。七姑姑八爷爷们讨论再三，既不想让我奶奶由着夷族的野性去招人现眼，又不想在这大宅院里添一个正房太太压在他们头上。最后决定由与我曾爷爷沾亲最多的大姑奶奶和五爷爷出面找我奶奶谈话，建议她待在大宅院里，担一点儿家事，这家事就是管辖那个叫艳芸的童养媳。

　　大姑奶奶说：“戴家的当事人不是在外面打仗，就是在外面读书，这大宅院就您是正房太太。杂事呢，我们都替您管了，这有关忠、孝、节、义的大事，您可得亲自过问。家风、门风败坏了可不得了呀。我们这些吃在戴家、住在戴家的亲戚，如何向老太爷交代呢？”

　　五爷爷吞吞吐吐地说：“艳芸说来也是个二太太，我们这些亲戚也不好说什么，您就多开导开导她，免得她守不住寂寞。”

　　我奶奶断然应下了这差使，第二天果然没去看戏，跑到艳芸住的天井里说事去了。此后便日日都去，两个人有说有笑。有一次，我奶奶还穿了那夷族的长裙，在艳芸的天井里跳了段夷族舞，大脚踢得天井里的青砖乱响。那天夜里，五姑奶奶和七姑奶奶就把艳芸天井里一树开得正盛的梨花都打掉了。那艳芸第二天起来，看见满地洁白的残朵，就躲进房里哭了一天。许多年之后，我奶奶才想明白，那梨花是冲着她打的。那时候，她已经懂得了为什么我爷爷要去革皇帝老子的命。她说：“规矩是皇帝定的，定出这些规矩的皇帝，是该革掉他的命。”

　　那天傍晚，我奶奶再去看艳芸的时候，艳芸已经把梨花的残朵儿扫掉了。没花的梨树凄惨地立着，不知所措。艳芸和我奶奶坐在没有花的梨树下，看我奶奶的三个儿子在天井里兜圈儿跑。艳芸在天井里养了几只小鸡，三个男孩儿跟着鸡撵。有小风吹过，带着黛色的山崖味儿，又夹进孩子们奶里奶气的笑声，小天井的凄惨气才被赶走了许多。艳芸对我奶奶说，她什么都不想，就想要个孩子。我奶奶走的时候，她让我奶奶把一个插了鸡毛的竹筒放在厨房水缸后面。

　　后来，我奶奶替艳芸放竹筒的次数越来越多，艳芸的肚子也慢慢大起来。终于有一天，艳芸告诉我奶奶她怀孩子了，但绝不说是谁的。这事本来就瞒不过七姑姑八爷爷的眼睛，很快就有人向新疆和日本报信。只是那时候皇帝已被推翻，我曾爷爷自己在边疆也不知所措，我叔爷爷又正在追诊所里的女护士，均无暇管后院的杂事。于是，七姑姑八爷爷们便自己动作起来，他们先是逼艳芸交代奸人，后又声讨艳芸破了家训，定要严惩，再后来便是日日吵得鸡犬不宁。大宅子里的每个爷们儿都成了自己娘们儿的怀疑对象。艳芸从不出门，那奸人还不就在这大院里。

　　我奶奶那会儿可是显了次英雄本色，立在艳芸的天井门口喝道：“皇帝都推翻了，家训还不能改吗？！”

　　一听说要改家训，那一宅子老小一个个战战兢兢，就如同天要塌下来一般。我奶奶说：“你们怕什么？我在新疆的老家，从没听过这些家训，那马奶子葡萄还不照样结，哈密瓜还不照样长。你们在这一洞小天地里看这家训如何地好，我看那没家训也没啥不好。你们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就这么容不得戴家再添一个孩子？”

　　艳芸的孩子终是生下来了，只是没人承认是戴家的，还没断奶，就硬让艳芸的妹妹抱回去养了。等那孩子长到两三岁，艳芸的妹妹便也时常把他抱来，夹在我奶奶的三个儿子中，在艳芸的小天井里撵鸡了。下人们也就胡里胡涂地跟着叫他“小四爹”。这是艳芸春风满面的时候。

　　“小四爹”长到五岁，艳芸和我奶奶一起抱着“小四爹”到五爷爷那里求学。五爷爷是大宅院里的私塾先生。艳芸和我奶奶去求五爷爷的时候，五爷爷正坐在一个高脚凳上，就着厨房的大油锅，炸玫瑰花瓣吃。他把红艳艳的玫瑰花瓣在黄璨璨的玉米糊里滚一遭，丢进油锅，炸得黄里透红，再丢进白糖里一滚，一个人吃得有滋有味。我爸爸、我大叔叔、我小叔叔等一群小孩儿，就馋巴巴地围成一圈儿，看着他吃。他一片也不分给小孩子们，倒是指挥小孩子们给他拿碟子、端水，还说：“先生在，弟子服其劳；有肉，先生尝。”

　　五爷爷听了艳芸和我奶奶的请求，面有难色，但还是勉强同意让“小四爹”上了学。看见“小四爹”吸着胖乎乎的手指，对着玫瑰花瓣流口水，五爷爷居然还捻了一片带糖霜的炸玫瑰花瓣塞到“小四爹”嘴里。

　　自从“小四爹”进了私塾，五爷爷家就吵翻了天。五姑奶奶先是砸了五爷爷的鼻烟壶，后又扯了五爷爷的字画。她骂五爷爷竟敢收奸人之种来读圣贤书，又搬来一群老小亲戚，指怪五爷爷怎能让野种和忠杰之后同堂就读。

　　这事正闹得不可开交，七姑奶奶又在厨房的水缸后面发现了艳芸插着鸡毛的传情竹筒。那竹筒被带到大庭广众之下，里面的情书亦当众读了。这一读，非同小可。艳芸又怀上了“小五爹”。

　　以后，一天又一天，姑奶奶们轮番堵在艳芸的天井门口骂街，说是要矫正门风。然而，随姑奶奶们怎么骂，艳芸就是死活不说出是谁的孩子，这一点是让大宅院老小最气不过的地方。有的时候，到了天晚，姑奶奶们骂累回去睡了，我奶奶会到天井里来陪艳芸坐坐。这时候，艳芸就会唏唏嘘嘘地哭，我奶奶就慢声细语地劝她想开些。月光洒在光溜溜的青砖上，如同雾水，湿漉漉地散着闷气。艳芸的鸡蹲在墙角的鸡笼里，时不时地发出些咕咕声。艳芸对我奶奶说：“为什么这个大宅院里，就你一个人容得下我？”我奶奶说：“因为我不是这个大宅院里的人，大宅院里的规矩、家训让我这外来人看起来，简直是鬼影子。只是这里所有的人都在描着这鬼影子画符，还只当那鬼影子是圣人。”艳芸摇头轻轻一笑，说：“你还只当这里的人想学圣人？他们可不是真的描着这鬼影子画符，他们是用这鬼影子规矩别人，自己好做鬼。你只当五姑奶奶的儿子是五爷爷的？你看那孩子笨头笨脑的，哪点儿像五爷爷？那是街尽头药房先生的。”我奶奶说：“喔，这就对了，像，像，那孩子长得像药房先生。”于是两个女人就嘻嘻地笑。

　　随着艳芸的肚子一天天显出来，天井里整艳芸的风头也越吹越高。因为艳芸不交代奸人，大宅院的姑姑爷爷们就想出了一个法子，让大宅院里的爷们儿挨个找机会当众打艳芸一个耳光，打不下手的就是奸人。这法子定下来之后，第二天，三爷爷就在厨房里当着五个下人的面狠狠打了艳芸一个耳光。艳芸莫名其妙地挨了打，捂着脸哭哭啼啼地跑回房。以后，动不动就会有个爷们儿突然给艳芸一个耳光。

　　几天下来，人们开始把眼睛盯上五爷爷，因为他还没有打艳芸耳光。男人们开始说五爷爷没用，没有阳刚血性。女人们开始嘀咕，五爷爷像是嫌疑犯。五姑奶奶给五爷爷下了期限，他要是再不打，她就死给他看。

　　于是，这日私塾放学，艳芸来领“小四爹”。五爷爷当着“小四爹”和一群来接孩子的娘们儿和爷们儿的面突然狠狠地打了艳芸一个耳光。艳芸捂着半边脸，瞪大眼睛看着他，说：“你，你，你也……”然后跑回屋关起门，一直哭到天黑。我奶奶去敲门，她也不开。

　　第二天早上，我奶奶带着三个儿子和“小四爹”在池塘边摸鱼。“小四爹”扯了根柳条放在胯下当马骑，一路叫着“驾驾”在池塘边乱跑。艳芸的妹妹突然出现在池塘对岸，隔着一池刚绿了的春水叫道：“不好了，艳芸吞烟土了！”说完，掉头就跑。

　　我奶奶连忙招呼起几个小孩，赶回那个光荣匾额下的大宅院。艳芸的小屋里挤满了人，艳芸咬紧牙关，双眼紧闭，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艳芸的妹妹端了一碗不知什么的解药，跪在地下求她喝。我奶奶接过药，坐在艳芸床边，劝她说：“喝了吧，不然小四爹就太可怜了。”艳芸依然一动不动地躺着，只是眼角流下两行清泪。

　　五姑奶奶在屋外高叫：“装死，装死。拿屎盆子来灌。把肚里的脏货吐出来就好了。”

　　不一会儿，果然就有人端着屎盆子，臭气熏天地进了屋。五姑奶奶和七姑奶奶推开我奶奶，卷起袖子来灌艳芸。艳芸牙关紧咬，一副必死的表情。三爷爷就拿来一双长筷子撬她的牙，直撬得她满嘴流血，五姑奶奶和七姑奶奶才没里没外灌进去小半盆屎尿。我奶奶不忍心看，也止不住他们发疯地折腾艳芸，流着眼泪牵着孩子、抱着“小四爹”出屋去了。我爸爸后来又溜回那屋里，一直看到艳芸咽气。据我爸爸说，艳芸的妹妹看不下去他们这样给艳芸灌屎，替艳芸把剩下的小半盆屎尿喝了。回去后得了“走马牙疳”，一嘴牙都掉光了。若干年之后，我奶奶戴上了地主的帽子，那群住在大宅院里的七姑姑八爷爷们就都没了影儿，没牙的小姨奶奶周周正正地当了贫农，就她一直跟我奶奶来往，到我奶奶临终。

　　艳芸死后，亲戚们把她的死讯报告给在上海的叔爷爷。那个艳芸必得为他守节的“丈夫”——我叔爷爷回信说：他从来没有和这个女人合法结婚。这女人不是他的“太太”。他不过问此事。

　　艳芸死后不久，我曾爷爷告老还乡，从新疆回到江浙。没有皇帝可保，没有仗可打，惶惶不可终日，对家庭琐事也是不闻不问。时常一个人在后花园里迈着上朝的庭步，一抖袖子，就想下跪。一群孙子们跟在他后面窃笑不已。他还把在新疆戍边接的最后一份过了时的圣旨用金箔表上，时不时呼一声“万岁”，对民国、共和则嗤之以鼻，斥之为逆天地之动的邪物，坏了千古元气。

　　我曾爷爷回来后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我爷爷回来奔丧，就出了那硬剪我曾爷爷辫子的故事。我奶奶说，我爷爷做得过分了。我爷爷当时回答：“革命都要革过头才行，不然，皇帝都下台多少年了，这乡下家里还死守着封建规矩。不革过头，啥时候能革命成功”我奶奶就嘀咕：“定规矩之前为啥不想好了？等人死了，才来革过头命。”

　　我爷爷回来后，就没走，在乡下办起实业，身体力行其革命宗旨。他解散了大宅院里的私塾，在乡下办起了学堂，还亲自去学堂讲“三民主义”。原来的私塾先生五爷爷没了差使，就从早到晚坐在池塘边钓鱼。一日，他看见“小四爹”跟我爸爸、我大叔叔还有我小叔叔在池塘边玩儿。就招呼“小四爹”过去，问他：“你想你妈吗？”“小四爹”一脚踩死一只蝴蝶，指着远处一座小小的坟茔说：“妈妈在那里睡觉哩。”五爷爷居然还流下了一滴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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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收录《忠臣逆子》、《罗坎村》、《九九归原》、《老康的哲学》、《明天有多远》五个中篇，各自独立成篇，却又成一系列。《忠臣逆子》作为全书的开头，从戴家这个大家族，不惜代价寻找出路，每代人都是传统观念的反抗者，也都是自己建立的新传统的守护者，每代人都剪过上一代人的“辫子”，历史就这样发展，正所谓“自古忠臣多逆子”，未来已经变成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不管时代怎么更替，汰旧换新的脚步却从不停歇，这种历史发展观，在其他四篇小说中都有各自推进。

　　作者袁劲梅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坐标，回头反思中国文化在求变过程中的各种求索，因为中国封建帝制的路走得太长，骨子里还残有太多根深蒂固的腐朽传统，因此改革是一条漫长而迂回的路，到今天，也许还未走完……

前言

　　推荐序 | 天生的小说家

　　东年

　　北京豆瓣读书网说袁劲梅出身大家族，曾祖父是前清戍边功臣，祖父是辛亥革命志士，父亲是著名生物教授。若真，则这背景和《忠臣逆子》中的戴家小姐相似。前教育部长吴京，是她的表哥。

　　为了分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把中国当时的阶级细分如下：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无产阶级（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工人）、以及游民无产者（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主轴，要不是写这些阶级间的斗争，就是写对斗争不休的世界感到绝望；前者就是革命文学，后者就是颓废文学。以后，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大陆在借鉴和追求现代化的同时，现代主义思潮才开始更加涌入大陆的文学创作，而有了“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以及随后我们熟悉的各种现代流派以至后现代。袁劲梅的小说图像，难免带有改革开放后的色彩，但是，《忠臣逆子》几乎可以看成三十年代小说的总复习，而且为那个时代的革命小说和颓废小说整体写了续篇。。

　　《忠臣逆子》中戴家的崩溃瓦解，我看是遑遑如《红楼梦》的贾家。但是，在《红楼梦》的结尾中，贾宝玉光头赤脚，披一领大红猩毯在雪地向父亲拜别，出家去了，极其苦楚；戴家小姐则干脆认赔，更加入世，写了《忠臣逆子》来开示一种无比的宽容和睿智：可是，在我还时常出入于我奶奶的厕所和剧院的时候，上流、下流在那中国的戏局里是分得很清楚的。为什么要分得这样清，一是因为中国那出戏的戏局是根据“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设的，二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像中医，从一代代先人帝王治国的经验中收集出无数“斗”的法子，一一拿来试。人多，人穷，“斗”似乎就成了解决社会问题、控制社会权力的一剂药方。

　　我和我奶奶一起看戏多了，我奶奶还教了我几条看戏的法子。她说：“人年轻的时候都在演戏，演戏的时候，就跳不出那个戏局，到老了就爱看戏，看戏的时候，还是跳不出那个戏局。人在戏局里，好坏都由戏局定了。啥时候人演戏、看戏的时候，都时时知道那不过是个戏局，人就真会看戏了。虽是这个理，就是怕人做不到。”（袁劲梅，《忠臣逆子》）

　　这样的戏局，在台湾看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第一次在二○○三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终审作品中读到这篇小说，虽然字里行间多的是顽笑或自嘲，我还是能够深深感受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这和诗人雪莱读《堂吉诃德》，说“这个悲剧让人泪水中带着微笑”的感受，我想当是相似的。事实上，我后来也知道她每年总会带美国学生去大陆的穷乡僻壤，做旅游和户外教学。

　　袁劲梅当是在评审记录中，读到我的善意；我对于这位可能的戴家小姐，确实也很同情，当然我非常欣赏她的写作潜力。二○○三年，我那时在联经出版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兼《历史月刊》总编辑，就请她为月刊系列撰写《美国小镇文化》，鼓励她既然离开故土成为美国作家，如此就得好好认识美国；美国毕竟不是电视或电影上的五光十色和肤浅，何况她任教的大学还有法、英和印第安文化存在。我这样建议是不希望她终究会像大部分的华裔作家，写尽故国材料后随波逐流，在现代或后现代的形式中泡沫化（我们文学界常在跨科际的借用中把思想削足适履成形式）。我当然知道她访问过一些美国小镇，但是在本书她的自序中读到她走访了一百多个小镇，让我非常吃惊；美国小镇间不像台湾的人居聚落多是鳞次栉比，其间距辽远开阔多有诗人埃米莉所见的荒芜，或者随时可能跑出小说家福克那笔下的熊。至于在《罗坎村》那样比较中、美文化、人性以及农民的性格，而且能够生动有趣地写出美国小镇的人物和生活，是她自己的天分。

　　因为忙，我很少给人家出书写推荐序；为袁劲梅写，因为她表示自己是在“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获得鼓励和自信，而能开始在大陆投稿，且即连获殊荣。所以，我特地写来赞美“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但是，袁劲梅确实也有特别值得让人欣赏和学习的，因此，我也以为非写不可。

　　这让我想起哲学家、数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曾经回忆两位小说家。他批评一位极富盛名的小说家汲汲营营以沽名钓誉，人品极坏（我姑且隐其名），另赞美康拉德：说自己曾在康拉德死前看过他一次，又说康拉德曾经埋怨有人不了解他的海洋文学，而辩护说他的文学同样是在追求人类的秩序。罗素没说康拉德表示的人类的秩序是什么意思；我想我可以替罗素或康拉德说个清楚。那种秩序，就是航海精神。航海是一种团队的探险，需要勇气、忠诚、服从、踏实、协调，以及要有能够容忍困境、损失和各种苦恼的修养和训练（这正是康拉德小说的主题）。这种精神其实也无关海洋不海洋，无关个人的自由和发挥，有关人际或公民社会的标准，也正是中国和台湾社会所欠缺的。戴家小姐，在《忠臣逆子》中坦然面对自家在大时代中瓦解的困境和损失，正如同这种精神。

　　乍看我提起罗素这样说两种小说家，袁劲梅一定讶异，我如果再写维根斯坦，她一定更吃惊；这因为我刚想起去年她给我的一封信里，提到她的符号逻辑学导师科比教授（I.M. Copi）是罗素的学生、维根斯坦的同学。

　　维根斯坦有一本小书《逻辑哲学论集》是二次大战后那几年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著作。这本书向读者提出一系列简洁、封闭的“命题”；其中大部分的命题都以“不证自明”的方式表示出来，而且都被认为是“等值”的。他以“只要是可以说出来的话，都可以说得很清楚”这个命题为起点，证明“可以说出来的话的确很少”，而“这些极少数的话都可以用逻辑符号或最好是用日常语言来表达”。我以为这样的概念在小说写作来言，说的正是“图像语言”和“口语”。他还主张人们所提出的大多有关哲学的命题和问题并不是“不真”而是“没有意义的”。我以为小说写作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小说写作问题，不是好不好真不真，而是没有意义。

　　袁劲梅糊里糊涂选了科比的课，以后才知道他是符号逻辑之父、现代计算机语言奠基人。她是他的关门弟子，得意门生；我在袁劲梅的博客读到她这样回忆她的恩师：

　　我们这些贫穷的中国留学生，就那么一点奖学金，去买菜都是拣最便宜的买，有点钱还想着往家里寄，我路过“金环／王环”无数次，从没动过进去吃一顿的念头。科比博士把我带去了，我大吃了一顿不说，没吃完的菜又都给我带回来。不仅如此，以后每隔一个星期，科比博士就把我带到“金环”大吃一顿。我每次得意洋洋带着没吃完的菜回到系里，其他同学就会不无羡慕地说：“科比博士又请客了？”……科比博士不仅请客，还讲老故事给我听，这些老故事天南海北，有的深刻，有的幽默，每个都充满人性。（袁劲梅，《人性和符号——我和符号逻辑大师I.M.科比博士的故事》，

http://blog.sina.com.cn/yuanjinmei

）

　　这样我们看到了科学、哲学对一个小说家的技术和思想传承，看到了“感性”和“精确”并存；而我藉此要说的是，写作，特别是写小说，主要是使用右脑。当然，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把包括小说的文学，视为“艺术”，是使用左脑；所以，我将左右脑的官司功能，分列于后，让大家比较参考。左脑功能：说话、阅读、写字、综合性的语言记忆、抽象的分类、学习音乐的能力、连续性的细微动作、一次可看见一项以上的事物、详细画面。右脑功能：阅读中能掌握隐喻的含义、容貌识别、身体左侧及视觉空间的合一、空间知觉、路径探索能力、视觉结果、音乐的感觉、综合记忆的形成、能分辨左右、适当画面的形成。（ThomasR. Blakeslee,1981）我相信读者，特别是小说创作者，可以在《忠臣逆子》的文本中，读到写作的右脑。

　　袁劲梅在自序里说了不少自己的作品，我就不再画蛇添足；写完了戴家，我们也会期待她多写别家，或者再写中国革命的第三部曲。她的写作态度、现象，特别是她的小说语言和思想，以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如此奇妙，也都是我极力推荐的。

　　自 序

　　本来我并不能肯定我可以写小说。二○○三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奖”告诉我：你可以！这个“可以”，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门，门牌叫：“可能性”。我心惴不安，又无比兴奋地走进去。一路都感到《联合文学》的文学前辈们对新人的扶持和指导。这种长久的扶持与指导，在多年之后，让我认识到“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意义不仅是对新人说一声：来吧，你可以走进文学殿堂，而是把一棵偶然从地里长出来的橡树芽儿浇灌成橡树。我就是那个非常运气的橡树芽儿。

　　在这几年里，二○○三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评委东年老师指导我干了一件大事：研究美国文化，从最基础的美国小镇研究开始。一次又一次我觉得没啥可研究的了，东年老师又给我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一走进去，果然又是柳暗花明。在走访了一百多个小镇之后，我觉得，我对西方文明可以说话了。

　　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我选择了写中国：中国事，中国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一池水，中国文化是另一池水。以西方文化作参照系看中国文化，如同一条跳出池塘的鱼，回头一看，自己待惯了的池塘原来只是几个池塘中的一个，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那里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池塘反而看得更清楚。这本书里的故事都是站在池塘外面写出来。中国古话叫：知己知彼。没有东年老师叫我做的细致的“知彼”工作，我写不出好的“知己”小说。

　　我的二○○三年得奖中篇《忠臣逆子》开了一个头。下面的几个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手法写下去的。《忠臣逆子》从一个家族——戴家——的变迁史，看中国百年一次次革命的近代史。从曾爷爷的辛亥革命，到戴家大小姐走出国门，后一代人革前一代人的命，都以为自己走的是条新路，却不知道那“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好果子。用暴力夺来的权力，只能用暴力来维持。把悲剧用喜剧的语言讲出来，是戴家大小姐对家族史作的反思。

　　人当然有纯人性，但把一个家族放到中国历史中去了，写作就自然从“纯人性”转成了写“中国人性”。人，可以是社会人，社会人依然是人，这是我想写的人性。从这个中篇开始，故事的枝桠就向各个方向长出来。戴家人在中国的历史中活着，走到哪也摆不脱一条长长的影子，这个影子叫“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现代，都是这个文化的海洋里翻起的波澜。若在写“人性”的小说里，不能画出几张文化脸，其实，就根本没有什么好写的。文化不是抹在脸上的粉子，是人性下面的东西。讲吃喝是人性，可讲到划拳和行酒令就是文化了；讲上床是人性，可讲到在喊床的时候叫“挨千刀的”就是文化了；讲爱情是人性，可讲到“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文化了。

　　这样的文化如此深厚，即便中国人走进了现代化，也还在这个文化里折腾。于是，就有了《罗坎村》。故事从“历史人”转到了“当代人”。当代的生活，反迫使戴家大小姐研究起儿时生活过的罗坎村。罗坎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也是一个大社会。这样的村子很普通，随便一指，前方那个就是。罗坎村的根牢牢地长在中国的土地上。走进罗坎，一定能看到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性”的问题是一个“家文化”的问题。中国历来有灾有难，却依然成了一个人丁兴旺的国家，对家庭关系的规范和热爱，是流在罗坎人血液里的道德密码。而这密码里的每一个符号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是农民，在山多地少的村落里住了三千年。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亲缘关系是我们的社会秩序。我们认命，认官，认亲朋好友。正义不正义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人际关系。是非对错，靠包青天裁决，公众利益靠父母官代表……突然间，在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人不想当农民了。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物贸中心，有了市场，出了国，选择了工业化，成了自由劳动力。可是在这些新地方，我们还是只会靠人际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结果，这就像咱们爷爷辈脑袋后面拖的那条封建主义小辫子，又难看，又可笑，又气人，还滋生腐败。这就是我挖掘出的现代中国人的人性。中国人走到哪儿也没走出罗坎这个圈子。（《罗坎村》获二○○八北京文学排行榜；二○○九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二○一○茅台杯《小说选刊》奖。）

　　每一种文化其实都是有一些陋习的，只不过文化这种东西像空气，像水，在一个文化框架里生活时间长了，有些陋习就成了习惯，虽然我们并不喜欢，可也就这么做了。但是，如果有另一种文化作镜子，也许就可以看清楚我们陋习的可笑。这样就有了《九九归原》。放荡不羁的戴家大小姐，到了美国，在一个谈“形而上”的中国精英人士的圈子里，拿起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作镜子，肆意调侃我们的民族劣根性。圈子里一群从中国文化里走出来的男男女女都是聪明人，他们出了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西方社会接轨。他们的初衷是想要摘西方文明树上结出的好果子：民主、自由、爱情。可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好果子刚拿到嘴边就变了味。那不是因为他们不爱这些果子，而是因为他们脚下那块有几千年深的农耕文化土壤，没有让这些果子健康成长的地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穿西装，喝香槟酒不难，但文明远不止这些。文明起码要有一套健康的价值观。戴家大小姐说：我们是一群农民，懦弱、荒唐、小心眼。我们急急忙忙向现代化赶去，要把自己西化了。可是，我们就算开进了美国，折腾来折腾去，到临了依然还是只会按着农民社会的价值观行事。我们的文化基因上带着病。（《九九归原》登上二○○六年北京文学排行榜。）

　　这病在哪儿呢？从五四开始，中国人就想要“德先生”进门。但是民主是有代价的。戴家大小姐在海外生活，像嫁出去的女儿，看见西方的好东西，就想往娘家搬。西方的民主好，西方的民主教育好，这个大苹果该摘了送回去。可搬回去能不能用，用起来会有哪些冲突？先看一个试验。《老康的哲学》写了戴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和西式教育下长大的儿子戴小观的冲突。老康正合中国男人的模式：满身活气，却不求真理只认等级；热情洋溢，却不愿守法律，喜欢变化无常；虽留洋在外，却时刻不忘吃五花肉。形象不是阿Q，却有一些叫“阿Q”的祖辈。撒谎，好新，传统，没有野心，向往好日子。老康是个普通人，性情中人。普天下这样的“老康”多多。传统的中国人老康，兀突站在另一片没有中国文化的土地上孤军奋战。身上无处不散发着中国特色。这时候，这个中国人就不再是一个“老康”，而成了一系列我们不自觉地固守着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成了“中国哲学”，体现着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中许多信条和西方的民主有根本冲突。民主，在五四之后，以“德先生”的名字到过中国。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但民主的生活方式怎样？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却没有自己生出个“德先生”来？从外面请一个来，是借来的，是客人。我们中国人好客，但光好客还不行。借来的机制是衣服，不是实质。借来的机制只能以“借来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实质不变，玩民主也会选出土匪头子来。选举制是民主的衣服，是民主的操作方法。还不是民主本身。老农民都会用豆子计票，选举出村长、保甲长来呢。选出来还不是照样横行一方，太上皇一样。民主的日子到底怎样过，我们不知道。“德先生”进了中国，在中国也坐不住。我们的文化里没有他的位置。和“德先生”冲突的是我们几千年的等级制。（《老康的哲学》由《小说选刊》二○一○年一月刊重点推荐，并组织专家讨论。二○一○年郁达夫小说奖入选待定。）

　　不是我们不想好，是我们一代一代的目标没有一个正中靶心。路走了一圈，“明天有多远”？阴差阳错，戴家大小姐的儿子在美国长大，倒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一改戴家大小姐对自家革命史的否定态度，饶有兴趣地和母亲一起追溯历史，又走进现代中国。儿子，用美国式的宽容，理解上辈人。母亲却继续批评前辈的革命。并且，在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发达了，深谙中国人性的戴家大小姐又把对社会的批判转向了自己这一代“实业派”。现代中国是这代人努力的结果。可是，奇怪得很，前人有的毛病后人又接着犯。前人费尽力气要扫荡的东西，风一吹，全回来了。（《明天有多远》首次发表。）

　　戴家的故事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从祖爷爷讲到祖孙子。戴家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的故事。一个古老的民族，不惜代价寻找出路的故事。对也好，错也好，重要的是他们在寻找。

　　袁劲梅

　　二○一○年五月三日

书籍介绍

《忠臣逆子》从中篇《忠臣逆子》开头，下面的五个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手法写下去的。它们既是一个系列，又是五个独立的故事。《忠臣逆子》：从一个家族（戴家）的变迁史，看中国百年革命的近代史。辛亥革命，爷爷剪去棺材里前清忠臣曾爷爷的辫子，然后爸爸又革了爷爷的命，后一代人革前一代人的命，逆子与忠臣，该怎么定论？

《罗坎村》：七个牌坊，代表了伦理纲常，祠堂后猪场，是公正判案的会场，连猪都可以训练成兵，人又怎能摆脱这根深蒂固的桎梏？

《九九归原》：一群乡下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像范进中举挺进西洋城去，学着洋人的方式活，可是文化这东西，怎么学都是东施效颦……

《老康的哲学》：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来自于千年不变的等级制，中国人留了洋，吃再多的洋饭也比不上红烧肉……

《明天有多远》：同一个故事，从曾爷爷一直讲到曾孙子，前人狂风扫荡，后人承接陋习，百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