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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十九世纪杰出诗人，小说家，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他*有影响的作品之一，由《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等一系列小说组成。

主人公彼乔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但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因而养成玩世不恭的处事态度，将自己的充沛精力消耗在半真半假的恋爱游戏和冒险行动中，给别人带来痛苦和不幸。彼乔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经典的“多余人”形象。小说以深刻的心理刻画和卓越的自然风景描写著称，文笔委婉优美，故事生动隽永，被公认为俄国古典文学的典范。

 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  

当代英雄  

卷  

一  贝拉  

二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彼乔林日记  

序言  

一  塔曼  

第二卷  

二  梅丽公爵小姐  

三  宿命论者  

题解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 ），是继普希金之后俄国又一位伟大诗人。被别林斯基誉为“民族诗人”。虽然他的人生只有三十几年，但是他的诗歌成为了俄罗斯文学继普希金之后的又一块基石，他的长篇作品《当代英雄》成为了世界公认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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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笑里藏刀，互相攻评，是人人可以理解的。……因此不可能对他怀有那种难以理解的仇恨——这种仇恨藏在友谊的面具下，只等好友死亡或者遭遇灾祸，便化为遣责、训诚、嘲笑和怜悯，像冰雹似的倾泻到他的头上。

我发现，人的外表与其心灵往往有一种奇怪的联系：似乎随着身体某一部分的丧失，内心也失去某种情感。…… 我常常为偏见所左右，而不能自拔……

尽管我在她的斜睨中看出有一种奇怪和可疑的神气，尽管她的微笑中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意味儿，我还是抵挡不住偏见的力量：端正的鼻子使我神魂颠倒。我仿佛觉得我已经找到歌徳笔下的迷娘——他凭德国式想象塑造的这个别有风韵的人物。确实，在她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会从极度的焦急不安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静，同样喜欢说费人猜测的话，同样喜欢蹦蹦跳跳，唱古怪的歌儿。

我是说谎，不过我是想惹他发火。我生来就喜欢作对。我整个的一生不过是一连串跟心灵或理智作对的可悲和失败的事例。跟古道热肠的人相处，我往往感到冷若冰霜。我想，如果常常跟死气沉沉的、冷漠的人打交道，我一定会变成一个热情洋溢的幻想家。我还要坦白地说，此时此刻我心里掠过一丝很不愉快而又很熟悉的感情，那就是嫉妒。我勇敢地说“嫉妒”，是因为我惯于向自己承认一切。而且，未必有哪个年轻人（自然是指生活在上流社会，虚荣惯了的年轻人），遇到一个打动他的空虚心灵的漂亮女子，这女子忽然当着他的面公然垂青于另外一个跟她同样不相识的人，他会不受震动，不感到不快的。

因为我是不普于交朋友的：两个朋友中总有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奴隶，虽然往往谁也不承认这一点。

假如她在我心目中是个不可征服的美人儿，那我也许会陶醉于战胜障碍。可是一点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不是青春初期那种折磨我们的不肯安宁的爱情欲望，那种欲望使我们从一个女人投向另一个女人，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无法容忍我们这样做的女人：这时我们就开始有恒心，也就是真正的无止境的情欲了，这种情欲可以按照数学方法用从一点引向空间的线来表示；这种无止境的秘密就在于不可能达到目的，也就是不可能达到终点。

编辑推荐

 《当代英雄》是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代表作，1839年至1840年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贝拉》、《塔曼》和《宿命论者》。1840年5月莱蒙托夫将这几篇小说同未曾发表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梅丽公爵小姐》合在一起发表，这便是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该作讲述主人公毕巧林是青年贵族军官，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然而他内心深处似乎埋藏着有所作为的渴望。 这是一个冷酷自私的利己主义者。 莱蒙托夫选取了毕巧林生活中的不同片断，从不同角度予以再现。

毕巧林也是继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之后有一位俄国经典的多余人形象。本书以《当代英雄》作为标题，收入莱蒙托夫的全部散文作品。

书摘插图

“过了一刻钟，彼乔林打猎回来了。贝拉奔过去，搂住他的脖子，他离开了这么久，她却毫无怨言，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连我都生他的气。‘算了吧，’我说，‘卡兹比奇刚刚还到过河那边，我们向他开了枪：您是不是碰到他了？这些山民复仇心很重，您以为他没有想到是您帮了阿扎玛特的忙？我敢打赌，今天他肯定认出了贝拉。我知道，一年前他就看中她了；他亲口对我说过，只要他筹足聘金，就准来提亲……’彼乔林沉吟了一下，说：‘是啊，得小心一点……贝拉，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再到要塞围墙上来了。’

    “晚上我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很生气，因为他对这个可怜姑娘的态度变了；此外，他有一半时间花在打猎上，对她很冷淡，难得跟她亲热，她明显瘦下来了，脸蛋儿变得长长的，一双大眼睛也失去了光彩。有时候你问她：‘贝拉，你干吗叹气？你伤心吗？’‘不！’‘你需要什么吗？’‘不！’‘你想亲人吗？’‘我没有亲人。’就这样，整天除了‘是’和‘不’，你什么也问不出来。

    “我跟他谈的就是这件事。‘您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回答，‘我的脾气不好，是我所受的教育把我变成这样，还是上帝把我造就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造成了别人的不幸，我自己也不会比别人幸福多少；自然，别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安慰，但是事情既然这样，也只好随它去了。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自从离开了亲人的保护，我就疯狂地沉溺在金钱可以买到的享乐里面，这样的享乐自然使我感到厌倦。后来我进了社交界，社交活动也很快使我厌烦；我恋上了社交界的美人儿，也有人钟情于我，但是她们的爱情只能使我想入非非，激起我的虚荣心，而我的内心却很空虚……我开始读书学习——学问同样使我厌倦；我发现，荣誉也好，幸福也好，都和学问毫无关系，因为走运的人都是一些胸无点墨的人，而荣誉则来自成功，要取得成功，只要善于钻营。我开始感到苦闷……不久后，我被调到高加索：这是我一生中幸福的时刻。我存着一种希望：在车臣人的子弹底下不会再苦闷，可是事与愿违：过了一个月，我就习惯了子弹的嗖嗖声和死亡的威胁，不瞒您说，也许蚊子的嗡嗡声还更使我留心些。我比从前更苦闷了，因为我几乎失去了后的希望。当我在自己的屋里看见贝拉，当我次把她抱在膝上吻着她那乌黑的发卷时，我这傻瓜还以为她是富有同情心的命运之神给我送来的天使……我又一次错了：野姑娘的爱情并没有比贵夫人的爱情好多少，野姑娘的纯朴愚昧和贵夫人的卖弄风情同样使人生厌；如果您要我这样做，我还可以爱她，我感谢她给予我片刻的甜蜜，我可以为她献出生命，不过我跟她在一起还是会感到无聊……我是个傻瓜还是个坏蛋，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也很需要同情，也许比她更需要：我的灵魂已被人世损害，我的精神焦虑不安，我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我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对悲伤，我能像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我只剩下一个办法：出门去旅行。一有机会，我就动身，不过决不是去欧洲！我要去美洲，去阿拉伯半岛，去印度，说不定会死在旅途上！至少我相信，由于暴风雨的袭击，道路的坎坷，这后的安慰不会一下子消失。’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他的话深深铭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是次听到一个二十五岁的人讲出这样的话，但愿上帝保佑，这是后一次……真不可思议，您倒说说，”上尉接着对我说，“您不久前好像去过京城，难道那里的青年都是这样的吗？”

    我回答，说这种话的人很多，有些说的大概也是实话，不过悲观失望就像一切时髦风气一样，是从上层社会开始的，逐渐蔓延到下层，然后又到处传布。如今那些真正感到苦闷的人却像掩盖罪恶一样竭力掩饰这种不幸。上尉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只摇摇头，神秘地笑了笑，说：

    “这种时髦的忧郁症大概是法国人带进来的吧？”

    “不，是英国人。”

    “噢，原来如此！……”他回答，“他们不都是些臭名远扬的醉鬼吗？”

    我不禁想起一位莫斯科的太太，她硬说拜伦是个酒鬼，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不过，上尉的见解是情有可原的；为了戒酒，他当然会竭力证明，世界上一切不幸都是酗酒造成的。

    这时，他又把故事讲下去：

    “卡兹比奇没有再出现过。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丢不掉这样的想法：他那次来要塞决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在转什么坏念头。

    “有一次彼乔林邀我跟他一起去打野猪，我推托了半天：真是的，打野猪对我来说有什么希奇！然而他还是死拉硬拽把我拖去了。我们带了五个士兵，一早就出发。我们在芦苇丛和树林里钻来钻去，到十点钟还没看到一头野兽。‘喂，我们不如回去吧？’我说，‘何必硬撑下去呢？显然今天很不走运。’可是格里戈利·亚历山大罗维奇不管天气炎热、人困马乏，不打到野味不甘心回去。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显然从小就被妈妈宠坏了。一直到中午我们才发现一只该死的野猪——叭！叭！我们打了两枪，但没打中，野猪钻进芦苇丛里去了……这一天就是这样不走运！……我们这才稍事休息，动身回去。

    “我们放开缰绳，默默地并肩骑行，几乎快到要塞了，只是矮树丛挡住了我们的视线，看不见要塞的建筑。突然一声枪响，我们对看了一眼：我们都猜到了同一件事，不由得大惊失色。我们急忙策马往枪响的地方驰去，抬头一看：围墙上聚集着一堆士兵，都用手指着野地，野地里一个人骑着马飞速地奔驰着，手里抓住搁在马鞍上的一包白色的东西。格里戈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叫一声，那声音决不比任何车臣人逊色，他从枪套里拔出枪来，朝那骑马人驰去，我也跟着他追去。

    “幸好这次打猎没遇上什么野兽，我们的马没有跑累：它们飞速奔跑着，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人……我终于认出那个人是卡兹比奇，只是看不清他抓住的是什么东西。我跟上彼乔林，高声对他说：‘这是卡兹比奇！’……他朝我看了一眼，点点头，抽了马一鞭子。

    “我们终于离他只有一箭之遥，不知是卡兹比奇的马累坏了，还是他的马不如我们，尽管他竭力策马前进，那匹马还是跑不快。我想，这时候他该想到他那匹黑眼睛了吧……

    “我一看，彼乔林边跑边把枪瞄准他……‘别开枪！’我对他喊道，‘节省子弹，我们就要追上他了。’瞧这小伙子！总是在不该性急的时候性急……枪响了，子弹打中马的后腿，它又蹦了十来步，终于跪了下来。卡兹比奇跳下马背，我们这才看清他手里抱着的是一个裹着纱巾的女人……这是贝拉……可怜的贝拉！他用土话向我们嚷嚷着，举起匕首对准她……事不宜迟，我也开了枪，打中了，子弹大概打中他的肩膀，因为他的手臂突然挂了下来。硝烟散去以后，我们看见地上躺着受伤的马，旁边是贝拉；卡兹比奇则扔下枪，像猫一样从灌木丛里爬上悬崖。我真想把他从那里撂下来，可惜没有装好弹药！我们跳下马背，往贝拉那里奔去。可怜的姑娘，她一动不动地躺着，鲜血从伤口里像小河一样淌出来……真是个强盗！哪怕往她胸口戳一刀倒也罢了，这样可以一下子结束她的生命，可他却戳在她背上……只有恶毒的强盗才这样杀人！她已经不省人事。我们撕开纱巾，把伤口紧紧包扎好。彼乔林吻着她冰凉的嘴唇，但无济于事，她怎么也醒不过来。

前言

译本序

    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日，继普希金之后，俄国保守势力又杀害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当时他还未满二十七岁，已是公认的普希金继承者，俄罗斯第二位大诗人。

    莱蒙托夫的创作时期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是俄国历黑暗的年代。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反动统治。他成立了专门镇压进步活动的第三厅，颁布了书刊检查条例。进步贵族遭到打击，一切自由思想的表现、抗议沙皇暴政的举动都遭到镇压。整个俄罗斯成了一座监狱，到处是死刑、流放、苦役和设好圈套的杀害。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俄国革命就像一团埋藏在地底下的烈火在那里重新生成、酝酿、积聚，新的革命力量在人民

内部逐渐生长，虽然它还没有显露出来，但那不满，忧愤，试图反叛、对抗的情绪却始终是存在着的。莱蒙托夫的创作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一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父亲尤里·莱蒙托夫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曾在军中服务，后以上尉军衔退职，定居在图拉省克罗波托夫卡村。母亲玛丽亚出身名门斯托雷平家族，但在莱蒙托夫未满三岁时便已病故。莱蒙托夫由外祖母伊丽莎白抚养，童年在外祖母的庄园奔萨省塔尔哈内村度过。他从小亲眼目睹农奴的贫困生活，接触到俄罗斯民歌、民间舞蹈、民间传说，听到不少有关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故事，这对他未来的创作都大有裨益。

    一八二七年莱蒙托夫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一八二八年进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寄宿中学就读，同年开始诗歌创作。一八三○年莱蒙托夫考入莫斯科大学伦理政治系。当时莫斯科大学是全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别林斯基、赫尔岑、斯坦凯维奇、奥加辽夫等都曾在这里学习。进步学生组成各种小组，热烈地研究政治、哲学和文学问题，这种气氛对莱蒙托夫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他写了长诗《卡勒》、《伊斯梅尔-贝》和《乞丐》、《天使》、《帆》等抒情诗，其中《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高尔基后来指出，在莱蒙托夫这一时期的诗歌里，已经开始响亮地传出一种在普希金的诗歌里几乎听不到的调子，“这种调子就是（对）事业的热望，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望。（对）事业的热望，有力量而无用武之地的人的苦闷——这是那些年头人们所共有的特征”。（见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第273页。括号中的字系引用者所加。）

    一八三二年莱蒙托夫随外祖母到了彼得堡，考入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后莱蒙托夫在骑兵士官学校毕业，被派到彼得堡近郊皇村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

    一八三六年莱蒙托夫在彼得堡开始写作中篇小说《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小说暴露了贵族社会的腐朽与专横，对上流社会外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小说次出现彼乔林的形象，他和《当代英雄》中的彼乔林一样，是个近卫军军官、贵族社交界的代表。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对上流社会的抗议，对在那特定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多余人”身上的缺点的自我揭露和批判，因而《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中的彼乔林成了未来《当代英雄》中的彼乔林的草图，后者正是前者的发展，并且终构成了一个更加完整丰满的形象。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普希金在和法国流亡分子丹特士的决斗中受了重伤，两天后与世长辞。这个消息震动了全俄国。一向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精神上的主宰的莱蒙托夫立即拍案而起，写了悲愤交加的《诗人之死》，向沙皇及其帮凶——维护俄国专制制度的反动集团发出愤怒的声讨。《诗人之死》立即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彼得堡。这首诗代表了一切善良正直人士的心声，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莱蒙托夫的诗名也随着这首诗的传播而誉满文坛。可是这首诗也给莱蒙托夫带来了厄运，它引起宫廷的震怒，莱蒙托夫终于被流放到高加索，到尼日哥

罗德龙骑兵团服役。

    以《诗人之死》为标志，莱蒙托夫的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进步人士中被看作普希金的继承人，从而受到热烈的欢迎。

    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年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贝拉》、《塔曼》和《宿命论者》。一八四○年五月莱蒙托夫将这几篇小说同未曾发表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梅丽公爵小姐》合在一起发表，这便是著名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它是莱蒙托夫现实主义创作的成就。

二

    《当代英雄》的作者并不是想描写一个我国读者一般概念中的英雄人物，它在本书中应理解为一种“代表人物”，某一时期的“中心人物”或“众所瞩目的人物”，时代的一种典型。作者在本书序言中明明白白地指出了这一点。莱蒙托夫说：“‘当代英雄’确实是一幅肖像，不过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幅肖像是由我们整整一代人身上发展到极点的恶习构成的”，作者“不过是想描绘一下他所理解的当代人，以此自娱，只是这种人他见得太多了……”作者明确地指出，他所写的是“整整一代人”，这种人“太多了”，因而书中的主人公是一种典型，这种人具有普遍性，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普遍的时代现象。

三十年代的俄国，沙皇的统治更加严酷，更加黑暗，人民遭受的压迫，人性受到的压抑，遭到的摧残更加深重。人的优点、才能、力量无法在可怕的现实条件下得到发挥和施展，要改变这个社会更是缺乏方向和力量。因而，即使是有志向、为坚强、才能的青年都不能不在和社会的斗争中白白耗尽自己的力量。

彼乔林生来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富有使命感，意志坚定，才能出众，他渴求行动，渴求斗争，想做出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彼乔林肯定做过许多尝试，但是他的任何尝试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肯定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剩下来的时日做些什么好呢？人活着总要做些什么的，尤其对一个不肯安于现状的人更是如此。于是彼乔林这一代人渐渐沦落，他们玩世不恭，以玩弄别人的感情，造成别人的痛苦也造成自己的痛苦为人生的目的，也就是成了一种在社会上多余的人。彼乔林回顾他一生的全部往事，他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在世界上有什么目的？但具体的目标无法找到，他只好自叹自艾：“啊，目的肯定是有的，我肯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心灵里充满了使不完的力量，但我不知道这使命是什么；我沉溺于空虚而卑劣的情欲，我在这情欲的熔炉中锻炼得像铁一样冷酷和坚硬，却永远丧失了追求高尚目标的热情，丧失了人生灿烂的年华。从那个时候起，我多少次扮演过命运之斧的角色！我像一副刑具，常常无冤无仇，毫无怜悯之心，落到注定要牺牲的人的头上……”现实使他变成失去方向、精神空虚、凶恶怨恨、对人失去信心的人，这不仅是彼乔林对自己的鉴定，也是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专制制度的无情鞭挞，因为归根结底，这样一代青年人之所以无所作为、空虚无聊、玩世不恭，都是沙皇的黑暗统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人们在读了这“多余的人”的故事之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种制造“多余人”的社会条件。历史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前进着。    

而作为《当代英雄》主人公的彼乔林也好，作者莱蒙托夫本身也好，确实没有就此甘于沉沦，放弃斗争。彼乔林离开基斯洛沃茨克，来到N要塞，他回首往事，问自己为什么不走上命运为他开辟的那条安逸欢乐的道路时，他的回答是：“不！我是不可能安于这种命运的！我就像一个生长在海盗船上的水手，心灵已经习惯于同风暴搏斗，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一旦被抛到岸上，尽管有浓荫蔽日的树林在诱引，和煦的阳光在抚慰，却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他会整天在海边的沙滩上踯躅，倾听拍岸波浪的单调絮语，举目眺望烟波浩淼的远方：看看在隔开蓝色大海和灰色云层的白色水平线上是不是闪现一片期待已久的白帆……”毫无疑问，他向往的仍是那艘习惯于同风暴搏斗的“海盗船”！而作者莱蒙托夫呢，他也像他的前辈普希金那样，总是高高地昂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继续他以文学为武器的探索与斗争，继《当代英雄》之后又写出那充满忧患和叛逆精神的《童僧》和《恶魔》……

    《当代英雄》是俄罗斯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塑造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揭示了造成这种典型的社会根源。《当代英雄》是俄国文学中的部心理分析小说，因此小说的结构颇见匠心，先是由在高加索服役的军官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向作者（身份是一个过路军官）讲述彼乔林和切尔克斯姑娘贝拉的爱情故事，接着由这作者讲述途中见到彼乔林的印象，并由此引出《彼乔林日记》中的三篇小说。这时已经不是由第三者来介绍彼乔林，而是由主人公彼乔林自己来剖析自己的心灵了。作家采用日记的形式来塑造彼乔林的性格是本书作为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个特点。日记是一种人物的自白，在这里，有对自己整个内心世界，自己整个复杂、矛盾的内心的精细分析，有对周围人物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时代与社会事件的主观评述。作者采用这种由客观到主观的描述，终于把人物从外貌到内心完全彻底地展示出来，使人物犹如站在伦琴射线前面，里里外外都暴露无遗，读者对人物的感知由此得以更加具体和实在，而作家所着重采取的心理分析方法也由此得到更好的发挥。全书分成两卷，是因为小说分成两次发表的缘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彼乔林日记》中的《塔曼》先行发表于一八三九

年至一八四○年的《祖国纪事》上，同样是《彼乔林日记》中的《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则以单行本于后来单独发表。

    《当代英雄》是俄国现代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出现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虽然它在俄国文学中是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然而不论在思想性上还是艺术性上，它已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因而成了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不朽杰作。

    冯春

书籍介绍

“当代英雄”是每个时代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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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十九世纪杰出诗人，小说家，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由《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等一系列小说组成。

主人公彼乔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但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因而养成玩世不恭的处事态度，将自己的充沛精力消耗在半真半假的恋爱游戏和冒险行动中，给别人带来痛苦和不幸。彼乔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经典的“多余人”形象。小说以深刻的心理刻画和卓越的自然风景描写著称，文笔委婉优美，故事生动隽永，被公认为俄国古典文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