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本书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化解*次危机的经验总结，全面土改让总人口88%的农民脱离了城市现代化危机，回归传统小农经济，由此形成了多样化的面广量大的实体经济，得以让民国延续下来的高通胀实现了软着陆，成功化解了危机。化解*次危机的成功经验，成为构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初依据。此外，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获取独立主权之初，都遭遇了类似的危机，归纳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性意义。

序  言  中国“去依附”靠的是亿万农民 //

章  概述：“土改红利”>“旧危机 新危机” //

第二章  导论：“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的危机解读 //

第三章  背景：民国危机与解放区折实货币 //

一、从白银危机到法币危机 //

二、民国时期的各类纸币斗争与高通胀 //

三、“物资本位”货币体系的解放区实践 //

第四章  危机：财政赤字、通胀危机与土地革命 //

一、人民币诞生：危机的终结还是延续？ //

二、人民币“维稳”：“物资本位”——破解纸币危机 //

三、土地财产重新分配和农村组织化建设——降低征粮成本 //

四、有组织地投入劳动力进行水利建设 //

五、货币下乡并沉淀，农村成为增发货币的吸纳场 //

第五章  演化：私人原始资本积累与城乡二元结构下工业品下乡 //

一、治理高通胀后的城乡经济疲软 //

二、城乡市场交流的成就与受到的限制 //

三、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悖论 //

四、资本原始积累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分析 //

第六章  转型：政府逆周期调节、国家资本崛起与“三反”“五反” //

一、次逆周期调节 //

二、抗美援朝与“三反”“五反” //

三、第二次逆周期调节 //

四、国家资本的初步壮大 //

第七章  结语：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

1951年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温铁军教授从教之前，曾有过多年工农兵生活经历和农村试验区调研经验，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学术考察、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被媒体称为“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等。研究成果曾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认识与实践的对话》、《解读苏南》等多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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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2019年付梓，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为使中国得以复兴而已经有两代劳动者甘愿牺牲奉献。我们作为奉献者的一部分，唯愿后人了解：前人路途无论怎样“涉险犯难”而“步履维艰”，所表达的也只不过是“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就又发生了”这个哲学规律……

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中国经济波动下行及其内生的社会变化波诡云谲，全球危机的挑战如约而至。如此复杂局面之下，我们把70年前应对建国初期危机的经验过程归纳出来，无外乎是希望读者理解：只有以史为鉴，方知初心何驻。

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以及如何扭转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结构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自觉抵制工业品下乡导致工业化难以推进的矛盾……对当今困境化解也有借鉴意义。

这些资料翔实但观点迥异的叙事，不仅会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会成为1947年受苏联影响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因何被1953年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替代的一个经验依据。唯其有如此重要的现实的理论创新意义，才有必要独立成书。

理解如何“去依附”才能“读懂中国”

民国时期的高通胀导致工商业96%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因为不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发生恶性通胀就会使制造业的利润跟不上通胀，从而迫使产业资本家析出资本进入投机领域。同理，1949年刚刚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权一方面要面对民国遗留下来的私人资本绝大多数囤积居奇的投机风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不可能短期恢复的条件下，也只能以赤字财政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而在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的情况下还只能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赤字。如此，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的结果就是通胀恶化、直接威胁新政权的生存。这也是很多下层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根植于城市的政权旋即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

这一危机的缘由可以上溯至民国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自然，要成功治理这场延宕十几年之久的危机必须重建经济和金融主权。因此，我们给本书确定的主题是“去依附”——这是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针对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权掌控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附理论”的核心观点，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阶段。

共产党新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在应对危机时的本质差异，表面上看是新政权没有像旧政权那样依靠大批海归精英和外国势力参与“顶层设计”，实质上是靠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才得到的“革命红利”——以革命的名义没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化资本，以及和旧政权密切结合着的买办集团、官僚集团资本，构造出以“全民所有制”作为基本所有权属的“国家资本”，作为新政权建立经济和金融主权的“压舱石”。正是靠了国家资本和农村的土地改革天衣无缝般的密切配合，新政权才完成了对控制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彻底“解殖”。

土地革命的作用将是下一部分的重点内容，这里不再赘述，而是想做一点引申：

也正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完成土地革命，萨米尔·阿明在“依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去依附”理论，主要经验依据就只能来自通过民族革命重构了完整的政治经济主权的中国。过去十几年，萨米尔·阿明曾与我们团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多次深入交流，大家讨论了中国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过渡阶段如何创新“依附理论”、如何规避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本必然“内爆”带来的巨大冲击等问题。

本书所发掘的建国初期因“去依附”而得以实现危机软着陆的认识，对今人仍有借鉴和启发：当年，人民国家凭借政治主权向财政和货币体系做赋权的同时，对人民生活的主要必需品采取“折实”的方式来稳住国家信用，这个体现国家金融安全只能依靠对百姓“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传统政治文明，与今天人民币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回归主权货币的“换锚”讨论，隔着70年的时空遥相呼应……由于当代中国利益结构复杂化并且都在影响决策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本书的归纳和分析才有普遍性：读者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归属何种利益群体，都可以从中找到确曾真实有效的经验借鉴……

读者细读本书也可以发现：中国走出建国初期经济危机的具体过程，对其后几十年的路径选择具有奠定基础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奋斗历程中徐徐展开的波澜壮阔的画卷，几乎都可以在建国初期的这几年找到不可忘记的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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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这些理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因为，如果一国的基本品大量依赖从国外进口，那么，由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势必高于商品原产地，那也就意味着该国没有对劳动力进行低成本动员的可能，并且，任何以货币来组织劳动力投入的方式都会加剧资本稀缺。

不过，放眼东方，就可以发现：中国早在这些西方理论问世之前，就已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低成本动员，并成规模地投人国家工程建设，从而有效地缓解了资本稀缺问题。

据调查，1950年3月以前，在新解放区农民还很少使用人民币，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人民币即使到了农村也很快回流城市。但随着城乡物资交流的展开以及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货币向农村的投放量增加，同时货币在农村的沉淀比例增加。

其中的悖论至今值得记取。主要在于：如果一国的商品出口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不高，那么当外汇储备与国内实际物资通对应的货币值低于一定的对应关系时，就会出现外汇难控国内货币供给的松紧而导致货币政策失灵；而如果让经济总量中占比足够大，那么不仅相当于将国民辛苦创造富以特币税形式拱手让于外币发行国，而且国内经运行受对外依存度过高之因扰，国家内部调控将会受到外部方汇率波动等因素的掣肘。

实际上，中国经济所谓“脱实向虚”不是现在才发生，在高通胀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已经存在私有制经济脱实向虚了！生活物资囤积居奇、股票市场多空作…但那确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然。若然，则建国初期经济危机本来是无可挽救的。

那该怎么办？幸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人ロ占比88%的传统二元结构！何况，1947年共产党就开始搞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执行的是历朝历代都要努力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性地制度。到1949年建国以后全国推进改，使占总人88%的农民恢复了传统意义的小农经济，客观上不需要现代经济体制；这使得新政权只需用有限的财政能力去治理覆盖占总人ロ比重不足12%的城里人的通胀危机及其次生问题。

由此可见，确是亿万农民救了高通胀与高财政赤字叠加导致的经济危机。

具体看，新政权、农民、私人资本之间的互是：一旦土地到手，传统小农一般在满足简单再生产的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也就是扩大土地面积，那就要节衣缩食尽可能多地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以积蓄现金；恰逢私人资本脱实向虚之际，必然把白米、白面、白布这些生活必需品积起来哄抬物价，这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在跟共产党争夺天下；于是，激起新政权用在战争中形成的巨大动员能力一在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这些大城市里打“三白”战役一一这时，共产党通过全国土改实现了历朝历代的“均田”但却不“免赋”，以方便从农西学员会食先家府民那里得到大量的“三”物资，有策略地放到城市，用于平抑市场价格，迫使大批积居奇的私商的“顺周期”投机落败；与此同时，农民还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占政府总发行量40%的货币，为了今后买地需要，而储存到银行，这些货币不进入流通领域，也就没有造成通压力一一这个对农民微观主体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却在宏观上直接帮助人民银成个奖行大量回笼并在乡土社会沉淀增发的货币，同时也间接帮助新政权极大减少了财政赤字压力。

总之，新政权...

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非暴力”谈判形成国家主权，从制度经济学理论看，就是一个与宗主国之间的“交易过程”；只要是通过交易形成主权，就会因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实力不对称”而导致收益格局结构性失衡，往往是被殖民国家出让经济主权以获取原宗主国对其独立的政治认可；由此，大多数通过谈判形成政治主权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主权负外部性”问题一一因新独立后都得向宗主国部分让渡经济资源和/或财政金融等权益，因此不得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继续依附于原宗主国。这个“原罪”之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随时可能堕入“发展陷阱”，且难以自拔。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宣布独立几乎同步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原宗主国签订经济领域的合同，但实质上，无论独立的口号多么响亮，当其继续殖民地单一经济结构时即已宣告解殖运动在经济基础上的失败。

通过对比中国经验，我们的研究进而指出：能否化解这个解殖谈判中内生的、具有普遍性原罪的“主权负外部性”，乃是战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依附”与中国“去依附”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在农村，货币发行和实物物资直接对应，实质也是用农民的劳动所得来吸纳货币，因为农副产品当然是农民劳动和一定资源环境相结合的结晶。新政权通过国营商业机构或合作社采购农副产品，依据采购数量多少投放货币，并且抑制私商加价，体现出“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内涵，即依据劳动产品的多少来进行相应的货币投放。这一“劳动吸纳货币”机制，使得广大民众的劳动成为“实物锚”背后的“劳动锚”，中国12年来第一次彻底结束了通胀肆虐的局面。当数以千亿、万亿的缺乏实物对应的空头货币被几亿劳动者的劳动投入所均等分摊，新发行的货币不再集中涌入实物投机领域，就从制度上改变了社会投机追求保值的土壤，同时摆脱了外汇本位币制下货币发行对于外汇储备的依赖，使货币发行改由本国内部劳动投入和产出等因素内生性决定。货币劳动化、金融米棉化，是人民币持续维护独立主权货币地位的重要制度内涵。

女音“劳动吸纳货币”也使人民币成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国家财富本位的货币体系。现代货币问世以来，即以贵金属保有量或者财富保有量作为发行依据，这其实是“财富吸纳货币”，进而演化为“资本雇佣劳动”、异化为“投机吸纳货币”，并在21世纪金融资本全球化下呈现出普遍性的“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从这个角度，“人民币”名副其实是“人民的币”，是用货币来表达、传递广大人民群众劳动价值的制度体系，是对土改动员农村、保障小农土地财产权益，从而维持“去依附”货币主权和政治主权的深化和延续。

编辑推荐

中国成功化解了1949—1952年的*次通胀危机，其经验不仅对其他深陷“发展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指导意义，也正是解决我国现在经济问题之关键。吸纳中国本土的成功经验，使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中国的机遇。

书籍介绍

本书为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后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详细记录了我国应对第1次通胀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正如作者所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中国共产党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压低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 中自拔。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却又陷入了困境。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