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绩溪 找寻云山深处的文化名城 方静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正版】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文化审美的突破在于发现。绩溪是一座蕴藏富饶的文化宝库。本书勾勒的仅仅是绩溪的一个历史轮廓，一个美丽背影。千百年来，先人们精心筑起了一幢幢“宗族大厦”，建造起一座座望族庄园，孕育出一代代文人雅士、国家栋梁、赤脚徽商，铸就了“邑小士多”的悲壮与辉煌！因为重儒，读书蔚然成风；因为重礼，民风淳朴而古韵。这些人生追求和思想信念在空气中散发，在泥土里燃烧，在血液中遗传，透出的是一股古老的山越遗风，一种浑然天成的地域文明。

绩溪的美，期待着人们更多的重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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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静，男，字清华，法学士，公务员，安徽省绩溪县家朋乡鱼龙山人，生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业余从事徽州学研究，现为安徽雀徽学会理事、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安徽省广播电视大学黄山市分校兼职教授，著有《魅力绩溪》《徽州民谣》《解读徽州》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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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先简要说明我对族群本质的基本观点。首先，如当代许多研究族群现象的学者一样，我怀疑“族群”是一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群。我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 其次，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性情感来自“共同祖源记忆”造成的血缘性共同体想象。在此，我赞同“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们从其生长的社群中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身份，根深蒂固，因而难以改变。 第三，我强调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人们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因此，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造成族群边界变迁。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 第四，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常造成个人或群体借着改变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由此造成族群边界变迁，或对个人而言的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这说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工具论”两者并无冲突：族群认同的根基情感来自成员共同的祖源记忆，但为了现实利益，个人或群体都可能改变其祖源记忆。 第五，由于族群的本质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界定及维系，因此在族群关系中，两个互动密切的族群经常互相“关怀”甚至干涉对方的族源记忆。失去对自身族源的诠释权或是接受强势族群给予的族源记忆，经常发生在许多弱势族群之中。 最后，在一个族群的内部，也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互相竞争着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有诠释权；因此，所谓族群现象不仅是两个互动族群间的关系，还包括族群内部的两性、阶级与地域性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我将说明我对以上这些族群本质与族群现象的看法。 在族群边缘，人们强烈地坚持一种认...

一、古籍史料

《尚书》，十三经注疏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诗经》，十三经注疏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左传》，十三经注疏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吕氏春秋》，四部备要，台北：中华书局，1971。

《山海经》，毕氏岩灵山馆校本，台北：启业书局，1977。

（汉）司马迁：《史记》，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

（汉）班固：《汉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

（晋）陈寿：《三国志》，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

（晋）常璩：《华阳国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南朝）范晔：《后汉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

（唐）房玄龄等：《晋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载《中国野史集成》第二十六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台北：世界书局，1971。

（清）胡渭：《禹贡锥指》，载阮元辑《皇清经解》第三册，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

（清）孙诒让：《墨子闲诂》，台北：世界书局，1974。

（清）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台北：世界书局，1957。

（清）张沆纂﹑赵德林修：《石泉县志》（道光），1834。

（清）檀萃：《说蛮》，载《昭代丛书己集广编》卷三十四，吴江沈氏世楷堂刊本，1833。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台北：世界书局，1957。

黄尚毅等纂，杨钧衡等修：《民国北川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

二、中日文参考文献

安应民：《吐蕃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白川静：《羌族考》，载《...

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鳖墩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3期，第151—154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第29—62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1989年第6期，第123—142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11—143页。

周法高：《金文诂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

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第63—70页。

朱士光：《评毛乌素沙地形成与变迁问题的学术讨论》，《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第17—27页。

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载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

姿念恩：《辽宁建平县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第973—981、1003页。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邹厚本：《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资料丛刊》1982年第6期，第66—72页。

三、西文参考文献

Adams, William Y. “On the Argument from Ceramicsto History: a Challenge based on Evidence fromMedieval Nubia.”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979）: 727–744.

Adams, William Y., Van Gerven, Dennis...

Keyes, Charles F. “Introduction.” In EthnicAdaptation and Identity: The Karen on the ThaiFrontier with Burma. Ed. by Charles F. Keyes.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Press, 1979.

Keyes, Charles F.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In Ethnic Change. Ed. by Charles F. Keye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Khazanov, A.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Knutsson, K. E. “Dichotomization and Integration:Aspects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rnEthiopia.”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Ed. byFredrik Barth.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Kozlov, V. “On the Concept of Ethnic Community.”Soviet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Today. Ed. by Yu.Bromley. The Hague : Mouton Publishers, 1974.

Leach, Edmund. Political Syste...

历史学者常争辩氏、羌是否为一个民族，或白马是羌人还是氐人。事实上，汉魏晋时期氏、、夷都是当时华夏之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族群自称。因此这是基于中原王朝与华夏边缘人群的互动，中原之人对其边缘人群的认知、分类与命名。《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某一羌人祖先（印）的后商，代代生养、分支、迁徙而形成整个西南地区的羌人，此应非历史事实。一个族群是由其“共同祖先”一代代“生”成一一这是人们对“族群”的误解。这种误解，使得许多近代民族史学者努力追溯某些民族的共同起源，也曾使得《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以“无弋爱剑的后代”将从青海河湟到云南北部的一些“羌人”联系在一起。

在商代，商人曾称西方人群或西方某一人群为羌。羌是商人的异族概念所以在商亡之后，羌这个概念便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商末，戎起初可能指渭水流域善战、好战的人群，包括姜与姬。在周克商之后，以姬姓周人为的人群开始东方化，相对的，未东方化的戎逐渐被视为异族或野蛮人。因此“戎”逐渐成为西方或北方异族的代名词。在公元前771年之后，华夏与戎的族群界线完全确立。在秦人与被其征服的戎人都成为华夏域中之民时，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界需要重新定义。这个新的族群边界被称作“羌”；商代文献中的“以羌”，在战国时被误为氏羌，用来指传说中的西方民族。稍后，当华夏认识陇山以西的人群时，他们称天水到洮河、白龙江一带的人为与羌，氏在东而羌在西。这个过程大约完成在秦与汉初。

当汉代中国的势力逐渐扩张至甘肃河西走廊、西域，青海地区的河湟，以及今四川南部、云南北部之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并与当地人群有往来接触时，原来被称作戎、氐羌或羌的西方华夏边缘人群不断被纳入华夏帝国，而成为郡县之民，于是汉代中原人心目中“羌”的地理人群概念也向西漂移。陇西是一个出发点，汉代人心目中“羌”的地理人群概念由此向3个方向扩张。往西北，在西汉中期“羌中”这个地理概念由西移往河西走廊。往...

族群认同与人类其他社会认同相比，有其特殊的一面，而且是难以被其他认同取代的。正如格尔茨所指出的，当一个新国家成立时，为政者总是希望各族群放下根基性的族群感情联系（primordial ties），而团结在造成国家群体的公民联系（civil ties）之中。但事实上，新国家反而带来更多诉诸族群感情的对立，造成族群问题。政治群体的感情难以取代族群感情，阶级感情也不能，俄国与东欧共产世界解体后的局势变化，即为最好的见证。经过半个世纪以上强调无产阶级感情，但是在共产主义政权解体后，这儿又回到以族群为单位的政治对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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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于绩溪，河道纵横如绩，村落阡巷古风习习，马头墙下岁月悠悠。恢弘的古祠旁，捧一把黑泥土，能溢出千年文化；残垣的民居上，剥一层墙灰垢，能闻透百载史香；寂静的乡野里，踏一块青石板，能溅起亘古的历史记忆。